学术史上常常出现一个共生的现象，围绕着学术大家，形成一个个学术流派或学术团体，他们有的是师承关系或地缘关系；有的是学术方向或研究方法相近具有共同的特征。当我们全面审视刘心武先生“红学”研究的说法时，发现其基本的学术倾向和许多观点，可以说源于周汝昌。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他们由于共同的学术倾向，有了彼此的交往，促进了学术交流。
刘心武先生自己也曾深情地谈到周先生对他的影响：“四十三年前所买到的那本《红楼梦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
20世纪80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红楼梦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十二岁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红楼梦》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却是90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①
周汝昌先生以《红学——沉滞中之大突破》为题，对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前几年，忽有作家刘心武先生对秦氏之死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见解。……
去年，刘心武先生从清初人王渔洋的记载中见到康熙太子胤礽的对联，感到风格与《红楼梦》中联语有其近似处。在他的启示下，我立刻想到‘荣禧堂’御笔大匾之下，一副对联从联文到署名，可断为即系胤礽的艺术造影。大匾是皇帝御笔，字是‘赤金’，而联字则是“凿银”，正点醒这是皇帝和太子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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