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国府的邢夫人和宁国府的尤氏都属长房“太太”。她们的“家庭背景”和“血统”都不是出自刘心武所谓“贵族”，不能与贾府门当户对，而是悬殊很大。尤氏的“家庭背景”和“血统”虽无明文交待，但从其母尤老娘带着尤二姐、尤三姐投奔于她，来到宁国府，即可表明其家境困窘。尤老娘对贾琏说： “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第六十四回）可知，尤氏的“家庭背景”和“血统”既不富也不贵。小说又写到“邢夫人之兄嫂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第四十八回）。王熙凤察觉“岫烟心性为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又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第四十九回）。邢夫人显然出自贫寒之家，所以她的兄嫂之女“家贫命苦”。由此可见，贾府（荣国府和宁国府）并没有按照刘心武所谓“家庭背景”和“血统”相当的标准来选择长房媳妇。
《红楼梦》又写到“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踏人家的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第五十七回）王熙凤赞同薛姨妈之意，便代之请于贾母，得到贾母的支持和帮助，此事果然成功。可见薛姨妈也不要求“家庭背景”和“血统”门当户对，同样体现了仅以容貌和性格为标准的观念。她是薛氏家族的当家夫人，自然可以体现薛氏家族的观念。
从而可知，尤氏的观念体现着贾府等“四大家族”的共同观念，也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不同于古代“门当户对”、“齐大不偶”的一派观念，而是另有来源。这对探索《红楼梦》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过与本文无关，暂不论及。因为持这样的观念，所以尤氏评价秦可卿说： “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第十回）这也不仅是尤氏个人的评价，而是贾府的普遍评价。秦钟到荣国府拜见贾母时，小说便写道： “众人因素爱秦氏，今见了秦钟是这般人品，也都欢喜，临去时，都有表礼。”（第八回）
我们读任何一部小说，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要掌握其思想内涵，自然需要掌握其基本观念。这与中学语文教学一样，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得掌握其思想内涵，也就是掌握其看待各种事物的基本观念。只有掌握其基本观念，才能看出其主题。如果不去探究作品内涵的基本观念，能否说“读通”了它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刘心武先生既不探究也不理解《红楼梦》内涵的基本观念，而是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红楼梦》。在他看来，宁国府给贾蓉娶媳妇，“一定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里还要精挑细选”（《红楼望月》第240页）。《红楼梦》是“不管他根基富贵”，只重视个人的容貌和性格，刘心武却是以“家庭背景”和“血统”观念来看待秦可卿，与《红楼梦》的固有观念完全相反。他之所以对尤氏的诉说“生疑”，就因他认为“家庭背景”和“血统”贫贱的人家必定生不出秦可卿那样容貌和性格完美无二的女儿，所以他如是反诘： “秦可卿就是模样、性情再好，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按刘先生的这种观念和逻辑，只有“大大”的官僚和高贵的“血统”——“贵族”人家，而且是皇室血统，才可能生出这样的女儿。这也就是说，人的容貌和性格是由其“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的。既然秦可卿出自“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所以她就不可能“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这就是“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因而刘心武不但对尤氏的诉说“生疑”，而且还这样为自己的质疑来寻找旁证： “就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便看到了许多模样儿、性情儿都相当不错的贵族女子，只要辈分合适，都不难选出与贾蓉等公子匹配”（《红楼望月》第48页）。他特别强调“贵族”出身。但这并非《红楼梦》的观念，而是刘心武的意思——“贵族”之子理所当然只能娶“贵族”之女，否则，刘心武先生就认为不合理而“生疑”，要来“探佚”了。
四、 观念背离和误解原文
但《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刘心武，而是曹雪芹。曹雪芹赋予《红楼梦》的观念是“不管他根基富贵”，而只重视个人价值；但刘心武坚持“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以此要求曹雪芹和《红楼梦》服从自己。这便使他不能理解、接受尤氏的观念，也即《红楼梦》的观念。这样的“秦学”，不要说“读通”《红楼梦》，就连对《红楼梦》的文章词句也无法正确理解。
尤氏所谓“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本是一句含义明确的俗语，意思是说，像秦可卿这样容貌和性格的女子，非常“难得”，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她强调的是“难得”，是不可重复的“惟一”性，根本没有“高不可攀”的含义。但到了刘心武这里，竟然成了这样的反诘： “怎么会就达到‘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他显然是把“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解读成“高不可攀”的意思，原文的“惟一”性转而变成了“高贵”性，明显误解了原文的含义。刘心武是“著名作家”，总不至于连这句俗语的含义也不懂。但他为什么会这样误读原文，以致曲解原义呢？这就是“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观念的表现。按这种观念看人、读书，就习惯于从等级贵贱着眼，总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而自以为理所当然。由于持这种观念，他也就不能理解和接受《红楼梦》那种“不管他根基富贵”的观念，和依据这种观念进行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描写，虽然他是“著名作家”。
刘心武的观念和《红楼梦》的观念全然对立，便导致了难以逾越的互相背离的观念鸿沟或者错位。这就好比两个观念相反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对立，便难以互相理解、交流和接受，而易于误会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能够互相交流、理解，就必须“虚心”并具备“自省”的自觉性，抛开自己的成见和固有观念，以学习的态度，努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去倾听、领悟对方的话语和含义，以便了解对方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但刘心武不是这样，而是坚持己见，要求对方服从自己，把异己的观念判定为错误。这就难怪他对自己的“秦学”充满信心，虽然连“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这样普通的俗语也发生误解，却自以为已经“读通”了《红楼梦》。这便恰如《红楼梦》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却自以为是一样。《红楼梦》至今仍然具备智慧的启迪而没有过时，“秦学”就是印证。这在“秦学”中并非孤立的表现，而是普遍的表现。从血统决定论观念出发，举凡《红楼梦》对秦可卿的描写和评价，在刘心武看来，都与她那“小小营缮郎的家庭背景，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不相称。这就是观念背离的结果，在文化交流、文学批评史和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
《红楼梦》写道，秦业“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第八回）这里只说到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并没有提及她的亲生父母和“血统”。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却成了“育婴堂抱养的卑贱血统”了。他除了将“养生堂”等同于“育婴堂”而外，又将“育婴堂抱养的”解读为“卑贱血统”出身。这怎么能够等同呢？难道就不可能是并不“卑贱”的人家，遭遇了突然事故，致使秦可卿成了孤儿，而被养生堂收养的吗？《红楼梦》写到香菱幼年被拐子拐去。秦可卿怎么就不可能幼年时被拐子拐去，结果拐子突然死了，以致她成为孤儿，被养生堂收养的呢？《红楼梦》既未交待其“血统”，自然潜含着无穷的可能性，但按《红楼梦》“不管他根基富贵”的观念，“不管”其“血统”如何，这在《红楼梦》是很自然的。因为重要的是她长大后“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兼具钗、黛之美——“兼美”（第五回），而与宝玉的梦入太虚幻境直接相关。这就是她在《红楼梦》中的个人价值和魅力所在。解读这种魅力，不是本文的任务，容当别论。
《红楼梦》写道： “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第五回）。其着眼点一如尤氏，“得意”于秦可卿的容貌和性格。但刘心武却认为，秦可卿“如果是养生堂抱来的野种，怎么会极妥当。就算她到了贾府后变妥当了，她又怎么会成为贾母眼中‘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按说她第二都不是，并列都没份儿。”又说： “贾母得的什么意？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族里的老祖宗对于自己的儿媳妇、孙媳妇、重孙媳妇最得意的、最为看中的就是血统”（《红楼望月》第243页）。然而，贾母对自己的亲孙子宝玉娶媳妇，尚且明白说道“不管他根基富贵”，何况秦可卿！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却曲解为“最得意的、最为看中的就是血统”了。这便是极端观念背离而导致极端曲解的显例。
秦可卿患病，尤氏要贾珍赶快请“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她告诉贾珍： “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第十回）这里讲得很清楚，她在责怪这些医生无能，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对病人不利。秦可卿是病人，自然不会穿着见客的衣服，而是穿着便服卧床不起。但医生是外面的男人，秦可卿是少妇，男子有别。医生来诊一回病，她就得穿戴整齐以便见这些外面的男人，自然得换见客的衣服。这原属正常礼仪而又不得已的事。《红楼梦》中多次写到医生到荣国府治病，连王夫人、丫鬟们都连忙回避。尤氏爱怜秦可卿，所以她的话中有“倒弄得”一语，分明含有既爱怜又不得已之意。但到了刘心武这里，就被曲解为“一个营缮郎家里长大的弃婴，她怎么会有一种比贾府里更排场的更衣习惯？”（《红楼望月》第48页）而且还用贾珍的话来旁证自己的解读。贾珍的原话是： “这孩子也糊涂，何必脱脱换换的，倘再着了凉，更添一层病，那还了得！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可又值什么，孩子的身子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第十回）这个意思很清楚，他是担心秦可卿因“脱脱换换”再添病。人已病成这个样了，爱惜身体要紧，不必再拘礼，不必“脱脱换换”了。可是，到了刘心武这里，意思又变了——“贾珍还只不过是财大气粗而已，秦可卿却俨然公主做派”（《红楼望月》第48页），硬是要把秦可卿按礼仪而不得已的“脱脱换换”曲解为“俨然公主做派”，以便于将她向“弘皙的妹妹”方向扯。
刘心武很推崇脂砚斋的批语，经常拿来作为自己的根据。甲戌本第十三回有一条著名的批语：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甲戌本影印本第十三回）刘心武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语恭敬奉行，但对秦可卿临死托梦给王熙凤所讲的话，却完全是不同的态度。秦可卿那些话，也不过是些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类的常识，脂砚斋也分明“感服”她的话。但刘心武却并不“感服”，而是大加讥讽： “一个养生堂里的弃婴，一个长在小小营缮郎家中的女孩，耳濡目染的恐怕净是‘东拼西凑’借钱过日子的生活情状，又哪来的这种‘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的经验教训之谈？”“她若说些比如悔淫惭浪、劝人改邪归正的话，倒差不多”（《红楼望月》第41页）。这便是典型的为我所用的态度。为了把秦可卿“探佚”——应当说是“索隐”成为皇室血统的“弘皙的妹妹”，他既漠然于《红楼梦》固有的观念，也不断因误读而曲解原义。
然而《红楼梦》所呈现的秦可卿，是宁国府的长孙媳妇，管家“奶奶”，对应于荣国府那边的王熙凤。王熙凤对她十分关心，两人关系极好。尽管王熙凤是个极高明的势利鬼子，但她对秦可卿却是一片真情和热心。尽管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但嫁到宁国府后，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知识——其实也不过是管理家务的生活常识，拓展胸怀，以与自己所处的生活条件、地位、职责相适应。小说写得很分明，她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贾母素知她“是个极妥当的人”，尤氏夸她“为人行事”，亲戚、长辈无不喜欢，也果然为贾府众人所喜欢。张友士为其诊病后也说：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第十回）。虽然这“心性高强聪明不过”实是她的致病之由，但也是她成功的个人条件。《红楼梦》按自己的观念对她的描写和评价，从各种人物的视角表现出来，互相呼应，浑然自洽。
作为小说人物，《红楼梦》赋予秦可卿富于个性的角色定位，以便达到其整体意图，而不是刘心武的意图。只不过刘心武以“家庭背景”和“血统”决定论的观念为前提，不能理解、领悟、接受《红楼梦》内涵的与他相反的观念，而自以为是地误读原文、曲解原义罢了。“秦学”之所以自以为是从文本研究出发，而其实是曲解文本的产物，原因便出于刘心武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前提，又未能“虚心”地解读、领悟《红楼梦》固有的观念，而并非出于《红楼梦》原文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仅指有关秦可卿的部分而言。
自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也许不久就会证实是我错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尚祈刘先生和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我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和教益。《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之作，早已进入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甚至列入中学生的课外读本，成为国民古典文学修养的公共资源。对它的解读本身便体现了古典文学乃至一般文学的修养和理解力。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以期对这部名著获得准确的理解，我想，未始不是一件文化上的公益之事，故不揣简陋写此一文。
（作者：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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