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明认为，学者和小说家还是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百家讲坛》，让刘心武从一个小说家变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小说家与学者遵循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需要虚构、夸张、想像，而后者则需要实事求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刘心武提出的‘学术小说’的口号，对于小说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对于学术是不是有些不严肃了呢？
“刘心武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家，他的《班主任》、《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等作品我都曾经拜读，我由衷佩服他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但是治学又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学术必须有科学的印证。尤其您登上传播面积很广泛的媒体的时候，自己的见解变成了对众人宣讲的‘知识’的时候，更要负起责任。”
二、 由来已久的论争和逐年安静的舌战
《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借假雨村言讲述故事的小说，自从它诞生之日起，猜测和研究“隐去的真事”就开始了，各家各派百家争鸣，其中不乏激烈的论争，其中就有新索隐派。“虽然刘心武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新索隐派，但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确与之脱不开干系。他们用谐音、拆字、猜名等手段来索解，通盘考虑为我所用，对自己有用的就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往往被抛开视而不见。”
借助本刊，孙玉明想要作出一个说明，红楼梦学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有些人责问我们，为何对一些离谱的言论不闻不问？可学会只是一个民政部管理着的松散的群众社团，所以，对于五花八门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管理。”以前，学会也对一些影响广泛的言论进行过批驳，或者在学刊上发表相应的文章，或者举办研讨会进行集中论辩，但是严肃的学术论证过后，竟然有人用“压制、围攻、打击”来评断他们，甚至出现了可笑的“在朝、在野”这样的词汇。
“记得前几年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影响很大，他们接受媒体采访，又到北大讲座。他们说： ‘我的东西没有一个红学家反驳，说明我这个是正确的，我相信，他们驳也是驳不倒的。’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也是新索隐派的论调。学刊就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反驳文章，当然，有些言词比较激烈，比如我的那篇《想入非非猜笨谜》，当年蔡元培写的《石头记索隐》，胡适就写了反驳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套用了，里面也有‘无稽之谈’这样的评价。学刊出不多久，外边的文章就来了，说什么‘围剿、围攻’，所以这些年我不大愿意参加论争了。
“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有很多观点本身站不住脚，你不反驳呢，他在大肆宣扬，你一反驳……我认为这些是学术界不规范的现象。”
孙玉明认为，研究《红楼梦》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红楼梦》文本的阐释。第二个层次是对作品的鉴赏，把自己解读时候的感受分享给别人，这是一种再创作。第三个层次，是学术型的，在这个层面上，就需要严谨的考据。“我们考据的是历史。虽然历史不会重现，但是我们可以凭借事实依据来说话。首先要找论据，有了大量论据出来，梳理分析，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使得论点立住脚，并且孤证不为证，要两条以上的证据，当证据与证据之间有矛盾的时候，需要谨慎地辨别对错，最后谨慎结论。我想，这才是科学的规范的红学，才是红学作为一门学术科目所应当发展的方向。”
来源：《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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