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

    这是我继《周思源看红楼》之后又一本以分析《红楼梦》人物为主的书。

    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文明太后》（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2月）出版时起，我就立即启动了第二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写作，进展顺利。我早就下定决心，不再搞研究了，余生都将用来写小说，以了却少年时代的心愿。

    但人往往身不由己。应中央电视台10套（科教频道）“百家讲坛”之邀，我连续讲了几个不同的专题。其中有关《红楼梦》的内容最多，引起了几个出版社的兴趣。中华书局与我联系最早，于是我将讲稿展开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思源看红楼》（2005年6月）。交稿后我花了整整半个月好不容易回到浩瀚的史料和已经写出来的20万字中去，刚刚由逻辑思维进入形象思维状态，使自己沉浸到一千多年前的那些宫廷斗争、刀光剑影、爱恨情仇之中。但是还没来得及写新的篇章，我就又“被迫”去搞研究了。

    先是“百家讲坛”邀请我讲一个《三国演义》人物系列，录制完毕后我又重新回到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与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中去。这次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已经写成的稿子，“百家讲坛”的编导孟庆吉先生又来电话，希望我将“红楼梦中的配角”继续讲几个，开出了具体名单。于是我只好再准备了六讲。后来制片人万卫先生又让增加到十讲。“百家讲坛”原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出任中央电视台12套（社会与法频道）的“法律讲堂”制片人后，带去了几位旧部，和我也相识。他们开辟了一个“故事与法”的小栏目，专门从“法”的角度来讲历史上、作品中的某些故事，希望我结合《红楼梦》讲几个。于是我只好领命，又从形象思维转入逻辑思维，讲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五个案子。这些案子和金陵十二钗中的几个钗有不同方面的关系，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指使者，有的是转述评点者。我希望通过剖析这几个案例有助于观众与读者了解封建社会的司法制度。此前许多观众、读者和朋友对秦可卿究竟有没有那么多“谜”，还就一些相关的历史事实和文史知识，向我提出了不少问题。所以我在《看红楼》中将秦可卿列为一节，对几个问题作了一些简单说明。由于全书篇幅有限，没有展开和涉及。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向我说起对秦可卿之“谜”的困惑。对秦可卿形象的解读有不同观点十分正常，尽管我早就不赞成某些看法，只是我觉得话题对象虽然是同一个人，但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不属于同一个话语范畴，没有必要去争论，所以从没有对此发表过文字。

    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是不同的，我自己在教历史和搞创作中就深有体会。前些年我在教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古代史时，对死于鸩毒的北魏显文帝拓跋弘的死因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因为讲课讲不到那么细。但是当我创作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明太后》仔细阅读《魏书》时发现了一些疑点，显文帝拓跋弘有可能不是被毒死的，而是服毒自杀的！这下子我就面临了一个最大、最棘手而且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显文帝拓跋弘究竟是不是被这位后来被谥为“文明”的冯太后毒死的？因为自杀和被谋杀不但对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和评价完全不同，而且在故事情节与结构上也大不一样。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古今许多权威历史学家都同意《魏书》的说法，认为“太后为之也”。我被迫进行仔细考证。结果我提出六条证据，推翻被杀说，以自杀说为核心结构这部小说。后来我的考证论文也在一家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不论别人是否同意我的考证结论，我的这篇论文毫无疑问是学术研究。而我的《文明太后》里不但冯太后和她的姑母等几个女性，而且几乎所有重要男性人物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有的名字改了，但熟悉北魏史者一眼就能够看出他的原型是谁。大量情节与一些重要细节历史上也有所本。尽管如此，《文明太后》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说。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想强调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是两回事。简单地说，学术研究是板上钉钉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可以“大胆的假设”，但是必须“小心的求证”，不能没完没了地“可能”、“很可能”下去。而小说创作则完全可以按照作者认为可能的情形，展开想象的翅膀虚构。但不论你用了多么丰富的历史事实，多少人物有原型，它仍然是小说而不属于学术。同一个作品不可能同时属于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

    因此后来我感到，要从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的这个根本区别上来弄清关于《红楼梦》的某些问题，有一些学术规范和基本的文史知识也需要澄清，否则观众与读者会产生混乱，弄不清那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小说创作，还是别的什么。正好万卫、孟庆吉等先生希望我再讲一些《红楼梦》人物，《看红楼》的责编、中华书局的宋志军先生得知这些情形，马上约请我写一本《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于是我只好再将某些问题展开，凑成一本书，所以这是《周思源看红楼》的姐妹篇，或者说是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