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
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此难为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
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为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苜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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