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的蔡京，深深了解并迎合徽宗的个性和喜好，而这正是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器来，准备在国宴上用，又怕有人说闲话。蔡京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几件玉器算个？何况在国宴上用，就是有人说也不用理睬。蔡京还引经据典，引导徽宗消费。蔡京说，《礼记》上的“唯王不会”的“会”指的是会计的会，君王过分节俭是可耻的。作为感性四射的文人的徽宗，在听了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对其殷实的五千万贯国库的挥霍程度，就可以想像了。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不过和蔡京的儿子蔡攸开了个玩笑，说是喜欢奇山怪石，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大开进奉之风。由此，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各地的反抗也此起彼伏，加上外交上的失利，金人寇边，北宋江山终于断送在徽宗手里。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十月初十，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其风流倜傥，不胜感叹。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出生。有野史记载说，赵佶出生的前夕，神宗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见。一向相信天命的宋朝人，怎么就没找个算命先生占上一卜，算算吉凶呢？45年以后的1127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居然应验，梁山英雄所要“忠心报答”的“赵官家”——已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与曾被北宋俘虏的南唐诗人皇帝李煜以同样的方式，成了风流的亡国之君，被入侵之敌掳走，最终客死他乡。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李后主、宋徽宗、天启帝的悲剧在于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严格地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区分开来，从而无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共利益。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个组织的败落、一个人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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