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这些好汉故事背后共同的人生感喟。这些感喟，当主要出于市井中人，因为恰恰是对于他们，货币（而不是土地或官爵）在他们的日常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水浒世界里围绕着金银展开的种种故事，散发着强烈的市井人生的气息。
相形之下，那些主要体现文人情怀理想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中活跃的侠，则是杀人有之，越货却极鲜见，无他，这些小说中的侠，来去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寄托的是文人心中那种一空倚傍纵横逍遥天地的不灭的梦想，追求表现的是超逸的精神品格。这些，自然与来自市井的水浒故事大异其趣。
现在，把话题再延伸一下，看看目今风行海内外的新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哪一类。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乔峰、令狐冲或者张丹枫、李寻欢等大侠，在锄暴安良或诛杀仇敌后，也象梁山好汉那样，进入室中翻箱倒柜，拣两套好衣服穿了，搜出金银，揣入腰包，这将是何观感？更不要说偷鸡摸狗、开黑店之类。再试想一下，《笑傲江湖》里向问天和令狐冲结拜后，如果向问天为表示兄弟情谊，塞给令狐冲一把银票，那又是何观感？恰恰相反，《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段誉结拜时，乔峰明明已看到段誉阮囊羞涩（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结拜前二人拼酒一番后，段誉无钱结帐，一度想用绣金荷包抵押酒资），但也并不见他捧出银子来接济，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中大侠们的行事风范。金庸的笔下，只有《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侠侣》里的江南七怪，有偷窃和赌博行径，气质上与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最为接近，但有趣的是，他们恰恰是市井中人。还有个无赖韦小宝，莫名其妙地成了江湖豪杰的一方领袖，时不时大发横财，同时也好大把撒钱，在后一点上倒是有点儿象宋江，有点儿象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但他也恰恰出身于市井（韦小宝的这些行径，就不会发生在正宗的侠如陈近南身上）。
这样看来，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虽然白话章回体的外在形式近于《水浒传》，但内在的精神旨趣，倒是远承了文人小说中的游侠传统。（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古龙比较注重强调金钱，笔下侠客常常豪阔无比，陆小凤请一朋友帮忙，送了五千两的银票，接下来由叙事者出面说朋友间如此也是天经地义。与金庸、梁羽生比较，古龙的作品也恰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井趣味。当然，这个话题不是这里能完全扯清楚的，先就此打祝）除了对金银的态度以外，梁山好汉的整体生活时空也与新派武侠小说笔下虚拟的江湖世界有诸多微妙的差别：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官府（及背后的法）至多是个虚设的乃至可有可无的背景，侠客杀个把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大开杀戒、屠戮至百计也不会见官府有何响动，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一旦手中有了一条半条人命，就不得不窜入绿林，或在紧张忧惧中极为狼狈地亡命天涯；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鲜有冻饿之苦，即使个别作品中（如金庸的《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写到了这方面内容，但也多是出于情节上的安排需要，很少意在传达人生艰难的感喟，侠客们多半衣食无忧（古龙笔下的武林势力常常更是莫名其妙地阔得惊人），他们的浪迹江湖，往往意味着一连串浪漫的冒险，意味着富有人生诗意的旅程，是不折不扣的“潇洒走一回”。而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时时讲述的是，好汉们冲州撞府，在路安歇，免不了“睡死人床，吃不滚汤”，宋江去清风山投靠花荣，路经一座高山，天色晚了，心中便要惊慌：“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于打熬，倘或走出一个青虫虎豹来，如何抵挡？却不害了性命？”江湖行旅，何等艰辛！更不必说途中一个个黑店的无比凶险。而一旦走江湖的好汉（如病大虫薛永）得罪了地头蛇（如穆弘、穆春兄弟）──这种事极有可能，就会无处吃饭无处住店还有性命之忧。强悍如鲁智深，上路后两顿饭不吃，也会饿得手脚发软，在瓦官寺外初斗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时，敌不过二人且得夺路逃命。这就是好汉出没于其间并演绎了一段段人生故事的水浒世界，它不比现代新武侠小说中一定程度提纯化了、童话化了的江湖世界，更多地传达出的，是那个时代市井中人或游民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体验，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正是这个熙熙攘攘并且常常是野蛮的世界，使《水浒》迸发出不同凡响的饱含人生真谛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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