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也正因如此，水浒世界里，宋江攻破祝家庄后，一度要下令洗荡了祝家庄，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不过总算有曾得钟离老人之助的石秀求情，祝家庄数千人众，才终于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免遭尸横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梁山大军的刀斧下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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