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的形象在元杂剧与《水浒传》中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心态。元杂剧主要是元代下层失意文人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的戏剧创作，个性化比较突出，而且往往是借水浒题材来抒发自己身处下层，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其情节大都与后来的《水浒传》不符，足见这些戏曲作家并没有完全按照南宋以来不断扩大的水浒故事来创作他们的剧本。他们笔下的李逵也是充满文人理想情趣的英雄人物。剧作家们赋予这个人物以文人的审美内涵，因此才有了《李逵负荆》里李逵对大好春光那一番诗情画意的赞美。但民间的水浒故事的形成却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是由很多个人传奇式的小故事逐渐汇合成一部大书，南宋《醉翁谈录》中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等名目，说明当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种单个水浒英雄的故事；到宋末元初的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把当时流传在民间的水浒传说和话本第一次搜集起来，作了较有系统的概述，虽仅仅数千字，水浒故事的轮廓，已有大体的勾勒，它已立下了后来《水浒传》的规模”。 水浒故事内容的来源除北宋末年“淮南盗”宋江三十六人起义外，南宋初年北方忠义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靖康国难之后，金兵踏入中原，北半个中国沦陷于异族之手。敌占区内数量可观的原北宋溃兵和一些民间武装自发组织起来与金兵作战，遥受南宋政权节制，这些武装称为“忠义军”。由于这些忠义军缺少正常补给，难免依赖劫掠，且流动不定，因而他们往往带有很浓的强人色彩。但这些有民族气节的强人在异族铁蹄蹂躏下为民族而战，他们的正义举动长久受到民间的追怀、讴歌。于是北方忠义军的事迹就与宋江起义渐渐融合。在今本《水浒传》中仍有不少抗金情怀的残留。台湾学者孙述宇先生的《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对这一问题考证精详，证据搜集得十分完备，这里就不赘述了。可以说，《水浒传》的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强人集团抗击外侮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在南宋以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背景下是十分流行的。强人抵御外侮首先是应当肯定的正义举措，但他们愈到后来，其帮派色彩也愈加浓厚。这一点似乎有些类似于清初的天地会等民间抗清组织，都是在异族统治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而没有实现恢复汉族政权的目标，这样久而久之其最初的纲领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变质，而成为某些狭隘的帮派，甚至发展为类似今天黑社会性质的集团，如清末的哥老会、青洪帮等，他们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就愈益剧烈了。这大概就是后来《水浒传》中强人行帮意识产生的的原因。 水浒故事中强人观念非理性反文明因素的渗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民众文化心理变化的结果。首先，自南宋至明朝建立这二百多年的民族激烈冲突中，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不仅仅是土地的丧失、百姓的被屠杀，更为重要的是对民族心理的重大打击，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极大摧残；而这二百多年有恰恰是《水浒传》成书前重要的积累发展时期。长期的异族统治，在使外来统治民族汉化的同时，外来民族野蛮落后的文化也同样影响着汉人。他们进入中原之前，大都还处于奴隶制扩张阶段，在征服土地的同时，往往伴以残酷的民族屠杀，这一点蒙古统治者尤为突出。他们这种漠视众生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征服地区的其他民族。于是在《水浒传》中经常出现的极为血腥的场面其实都是那个时代幸存的人们所司空见惯的，故事的讲说者和听者都并不觉得多么难以接受，他们的神经似乎已经有些麻木了。直到元末群雄并起，推翻了蒙元残暴腐朽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汉民族政权，终于结束了自靖康之难以来两个半世纪的民族屈辱史。朱元璋建国后第一件事便是恢复汉族的礼仪文化，在物质形态上极力扫除异族统治的不良影响，这一点的朱元璋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但朱元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却把独裁推向了顶峰，没有在精神层面上恢复唐宋以来开明的文化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明初至中叶一百多年里思想界、文学界万马齐喑。士人精英阶层完全成了皇权的附庸，没有起到社会良知的作用。明初统治者在思想领域里不遗余力地宣扬程朱理学以强化其统治，并大兴文字狱，扼杀一切异端思想。这种言论极不自由的政策没有提供一个反思二百年来民族衰败、备受凌辱的话语环境，广大文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只是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对历史、现实都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在这种背景下，《水浒传》的成书虽然有下层文人的参与，但思想的禁锢使他们不可能重新审视二百多年来水浒题材的深刻意义及其价值盲点，他们只是忠实地把流传于民间带有很深的强人意识的水浒故事编定成一部早期白话长篇说部。虽然无论是技巧上还是结构上、语言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此前的宋元话本有质的提高；但没有在思想境界上更上一层楼，使得这部名著残留很多在那个特定时代下不符合现代道德标准的内容，李逵形象的异化正是这些残存价值盲点的典型表现。
参考文献：
[1] 朱一玄 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2] 孙述宇 《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 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82年[3] 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4] 乐蘅军 《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社1977年[5] 欧阳健 萧相恺 《水浒新议》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6] 陈洪 孙勇进 《漫说水浒》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 傅惜华 《水浒戏曲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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