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坚也将怎样密镌石碣的话说了，又道：“这是宋江想与卢俊义争位，故与吴用、公孙胜议得此法，特将卢俊义名字镌在第二。此碣自卢俊义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镌定。彼时张清、董平等尚还未到，原想就部下头目中选出几个，以满一百八人之数。后同张清等到来，却好天罡数内余第十五、十六两行未镌，因将张清、董平镌入。所以董平在五虎将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顿与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离开，实为镌刻已定，难以改易故也。”贺太平又问道：“那董平、张清本位，原拟镌刻那个？”萧让道：“一个拟刻孙立，一个未定。至于地煞数内多有未定，所以龚旺、丁得孙尽有空缺可填。就是蔡福、蔡庆、郁保四、王定六等，也都是临时填上去的。此一事，惟有宋江、吴用、公孙胜及小人等知悉，余人都不晓得。”张公大笑道：“妖言惑众，一至于此。”
对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而言，《荡寇志》的还有一个进步也值得一说，就是他的武打场面很详细。《三国》里，赵云冲阵时，“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这么几句描写，毛宗岗就要感叹是“一篇绝妙枪赞”；《水浒》里武松醉打蒋门神，也不过是“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而已。而类似这样文字，在《荡寇志》里是毫不希奇的。陈丽卿与花荣斗箭和与扈三娘挑灯夜战两场单挑，都一波三折，尤其见得写时下了功夫。
当然也不宜以此就把《荡寇志》抬得过高。钱钟书论宋诗、唐诗关系时说：
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籍了唐诗，宋代的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许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上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义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把宋人换成俞万春，唐人换成施耐庵、罗贯中，也就是这么回事。毕竟《荡寇志》在原创性上不能和那两部名著相比，这就是所谓“大师以降，余者雕虫小技而已”。《荡寇志》和《水浒》比差得最远的，是《水浒》有一种野蛮的力量，它那种漠视人性和生命的残酷，恰恰有一种原生态的社会的狞厉之美。这一点上，《荡寇志》就显得过于文人化，精致得没了元气。也正因此，他所着力塑造的雷部三十六将，绝大多数都是“没面目”的人物。
人物塑造方面，大约可说是《荡寇志》最大的败笔。只有一号女主角陈丽卿的傻大姐形象还算有特色（她有点像《书剑恩仇录》里的周绮，只是厉害多了，管陈丽卿叫“俏李逵”其实更合适）。据俞万春在《〈荡寇志〉缘起》里说，他十三岁的时候做梦梦见了陈丽卿，就是为了陈丽卿的叮嘱，他才写了这部书。看了这段自述我总忍不住佩服。我自诩也算爱文学，可我要是十三岁时有美女入梦，肯定只会遗精，不会写书。
总的说来，《荡寇志》的长处是把通俗小说的元素利用得特别好，而更加深广一些的东西确实不多。但作者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还是尽多令人感慨的内容。
前面其实已经带到了一点。《荡寇志》里已经写到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洋人军师白瓦尔罕的厉害处，就不是奇谋妙计，而在于机械制造。——奔雷车是坦克，沉螺舟则干脆就是潜水艇。不过俞万春天朝上国的心态作祟，最终还是让这个洋鬼子栽在华人才女刘慧娘的手下。俞万春除了这部小说外，还写过《骑射论》、《火器考》，大约可以算当时中国比较懂军事的人之一；而《荡寇志》成书，则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在武器上的优势究竟有多大，他应该不是不知道，而是实在不甘心承认。看来，要我们面对现实，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洋鬼子的优势，书里毕竟还是写到不少的。要了解梁山地形，中国画不管用，惟独“这西洋画法写山水最得真形，一草一木，一坡一塘，尺寸远近分毫不爽”。而《水浒》里石子无敌的张清的死法，更几乎是有某种象征意味：
“陶震霆急挂双锤，取出洋枪，扳开火机，砰然一响正中张清后颈，翻身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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