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灵犀一点通”。《水浒》作者的苦心用意，当然是能为地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所领悟的。所以，它一出笼便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明人杨定见在《水浒全传小引》中，不是说有的人一见到它便高兴得发狂，“欣然如获至宝”，极力要扩大它的影响吗？明人胡应麟还说：“嘉、降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真是被当作时时加以诵读的经典了。另据清人周亮工说，《续文献通考》的作者还正式把《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清代，针对明崇祯十五年曾一度下令禁毁《水浒》，有的人就出来为之辩护，大声疾呼：《水浒》“为王者师，万版之可也。”
正是在地主阶级这样一片狂热的喝采声中，各种版本的《水浒》便纷纷出笼了。仅就明代而言，除了民间的书坊大量刻印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世袭贵族武定侯郭勋的翻刻。甚至连明朝都察院也把它作为官书刊行于世。郭勋是明初武定侯郭英的后代，是个有名的官僚恶霸地主。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监察机关。他们都来竞相传刻《水浒》，足以看出当时地主阶级对此书之热衷了。
至于《水浒》所塑造的“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宋江形象，更是受到了地主阶级的推崇，为“当世尚之”。除了一些大官僚们都“喜听人说宋江”外，据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当时的扬子、济宁等地，即现在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不少地方都立有宋江的庙，受到地主阶级的顶礼膜拜。
当然，历史的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水浒》确也曾为地主阶级中另一些人所切齿咒骂，说它“坏人心术”，是“诲盗”之书，甚至遭到禁毁和砍削。引起这种纠葛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对待农民革命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水浒》所采用的“春秋”笔法，“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昏庸至极的家伙，一时没有悟出这部书的妙用，把一部旨在瓦解、镇压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当成了危及他们统治地位的书，所以，对它大骂、大禁、大砍。
所谓“诲盗”之说，清朝就有人作过解释，指出“世以耐庵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必为张角之盗，……为李闯之盗，扰乱治安，为天下害”；反之，“盗而受诲”，则可以“肃清天下”。这番议论，在地主阶级中较之疾呼《水浒》是“坏人心术”的那些昏庸之辈，确实有几分见地。《水浒》的“诲盗”，是要人做宋江这样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把农民起义队伍拉上受招安、“替天行道”的邪路。
在封建社会中，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有农民的反抗和斗争。尤其是当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没落的时候，更是“盗贼遍野”，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正当这种时候，施耐庵等人炮制出《水浒》这种“诲盗”的教科书，不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的需要吗？
三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吗？不是，它是农民革命的腐蚀剂。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要害就是宣扬投降。充斥全书的是宋江“专等朝廷招安”等投降主义论调。它不厌其详着力描写的，也是宋江如何不择手段地多方乞求封建统治阶级的“慈悯”、“救拔”、“赦宥重罪”，终于得到了“一道招安赦书”。书的后半部还特地安排了宋江打方腊的情节，用方腊坚持革命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让宋江踏着革命人民的尸骨所筑就的阶梯往上爬。可以说，一部《水浒》的主题歌就是：投降好，投降可以“官爵升迁”、“青史留名”；革命不好，革命要遭到“斩首”、“割腹”、“剜心”、“灭九族”。
这样一部反对革命，宣扬投降主义，为一切叛徒、投降派提供成套乞降经验的小说，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呢？
事实恰恰相反。《水浒》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腐蚀剂。它出笼之后，曾经对明、清两代的农民革命起了严重的瓦解和腐蚀作用，影响极其恶劣。明末李青山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李自成、张献忠掀起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李青山在梁山地区发动起义。这支数万人的革命队伍，活动于兖州、沂州等地，多次进攻兖州等重要城镇，“破城焚漕”，使得南北大运河“咽喉梗塞”。这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主力农民军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可是，由于李青山等人受《水浒》的影响太深，不仅学习它“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而且还学习它“如何讲招安”，这就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李青山等，在混进内部来的“东平州诸生”王邻臣的怂恿下，接受了招安。他们以为明朝统治者会象《水浒》中宋徽宗对宋江等人一样，给自己一官半职。当李青山被敌人作为“献俘”解到京师时，还幻想着得到赦免封官，对皇帝高叫：“许我做官，乃缚我耶”！结果被封建统治者杀了头。这样的例子难道还不充分说明《水浒》的毒害之深吗？
《水浒》竭力宣扬投降可以博取宋江那样“衣锦还乡”的荣耀，获得“忠义之士”的美名，甚至死后还为之立庙，受到“年年享祭，万民顶礼”等等。这套铺张渲染，颇能打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刘国能、高杰、李万庆等都是最早跟随李自成、张献忠从陕北起义的，后来都先后投降了明朝统治者，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和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刘国能投降的时候向明朝招降者表白：“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这与宋江见到宋徽宗时所说的“臣乃鄙猥小吏，……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臣披肝沥胆，……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何其相似！清代有个叫顾苓的人说：在《水浒》成书三百年之后，有高杰等人，“闻风而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可以说，“始于盗贼，归于忠义”这八个字，概括了农民起义军内部少数人，在《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蜕化变质的过程。
《水浒》对农民革命的腐蚀作用，还在于它通过宋江所走的道路，把“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条仕途捷径具体化了。所以，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投机分子，在农民革命起来的时候，也学走宋江的道路——混到农民革命队伍去进行投机，破坏农民革命。在这方面，太平天国革命中的石达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达开自号“小宋公明”，他酷爱《水浒》，是宋江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所作所为，与宋江如出一辙。石达开“家本富饶”，当过永安州书吏，因不得志而投入太平军队伍。进来之后，他对洪秀全的思想和路线“不甚付会”，极力改变它。他平日和宋江一样，“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当他掌握相当一部分权力之后，便乘韦昌辉叛乱使革命遭到挫折、革命形势开始逆转之机，跳出来与洪秀全对抗，公然裹胁十数万太平军战士，走上了一条分裂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分裂主义者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太平军战士识破了石达开搞分裂、搞投降的可耻面目，纷纷回到洪秀全的旗帜下来，使他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现出了原形，无耻地打着白旗向清军投降了。他在乞降书中向清政府提出对他的部下要“按官授职，量材擢用”，这和宋江为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不是一个腔调吗？＊＊＊
在当前对《水浒》的评论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的指示，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同时，我们要用关于《水浒》的指示来指导农民革命战争的研究工作，批判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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