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水浒评论选

    北仓　(1975.11.11)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水浒》中宋江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打击坚持农民起义事业的人们，拼凑黑班底。这正是宋江投降主义组织路线的基本特点。

    一

    农民起义要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必须发展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而地主阶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必然要千方百计破坏和瓦解农民革命队伍。在《水浒》中，两个阶级的这种对立，表现在如何扩大梁山队伍问题上，便出现了晁盖和宋江之间的原则分歧。晁盖的方针是：“招接四方入伙好汉”，以壮大山寨的革命力量。宋江的方针是：借用晁盖的这个口号，纠集富豪和朝廷命官上山，以培植山寨的投降势力。

    晁盖的“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有其朴素的阶级内容。这里所说的好汉，主要指的是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起义人物。“智取生辰纲”是晁盖等人起来造反，与封建统治直接对抗的起点。参加此次聚义造反的是阮氏三雄等劳动群众，以及吴用这样的拥护革命的下层知识分子。阮氏兄弟一得知晁盖的举事计划，便喜不自胜，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表现了对起义造反的热切向往。晁盖等人的这次聚义，不仅为梁山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而且为梁山起义事业的兴旺奠定了组织基础。

    晁盖的“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是对梁山“落第腐儒”王伦所实行的关门主义的清算。晁盖一做了梁山的领袖，便立即与吴用、三阮、朱贵、林冲等人团结一心，在反抗官军中开拓了新局面。从此，出现了“众虎同心归水泊”的形势，汇成了一支威震朝廷的农民革命军。

    然而，赌咒要“与哥哥同死同生”的宋江，一上梁山，就打着“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号，干修正晁盖组织路线的勾当。什么仰仗“誓书铁券”的帝子神孙，镇压农民革命的朝廷将领，鱼肉平民百姓的富豪劣绅，无一不是他所要招接上山的对象。

    宋江的招降纳叛，是为他篡权、投降服务的。这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外出避难，落魄清风山时期。宋江投奔花荣的官军营寨，本想避一时之难，不料导致花荣与青州慕容知府兵戎相见，弄得“有国难投”。在这种形势下，宋江产生了把梁山作为“暂栖身”之地的念头。因此，便不惜以洗劫青州城外居民作代价，招降了朝廷命官秦明和黄信。随后，又指使花荣等人率领本部兵马与清风山起义军一起去投奔梁山。这样，宋江就借用清风山起义军投奔梁山之机，先把他的亲信安插在晁盖的“聚义厅”上。

    闹江州以后，权坐梁山第二把交椅时期。宋江上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梁山起义队伍还是遵循着晁盖制定的路线发展和壮大着，这对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莫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宋江便明里顺着晁盖，暗中却在捣鬼。其一，以与梁山好汉“有恩”之类的合法招牌，把柴进、李应这样的地主分子网罗上山。这样，既扩大了山寨的投降派势力，又不致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其二，借起义军歼灭官军之机，收罗朝廷命官。对被俘的朝廷军官，宋江一律将他们说降。呼延灼、韩滔、彭＠①等人，便是这样走上梁山的。经宋江这么惨淡经营，一支投降派队伍便初具规模。

    晁盖牺牲后，窃取梁山第一把交椅时期。此时，梁山事业已有发展。这座“山东烟水寨”，在宋江看来，是他买得“凤城春色”的资本。所以，当他窃得梁山领导权之后，加紧网罗党羽，便成为他活动的重要目标。发誓要使梁山“人人皆死”的大地主卢俊义，以及关胜等十多个镇压梁山起义军的刽子手，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宋江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拉上梁山的。至此，投降派势力在山寨把持了领导核心，完全占了上风。

    宋江把招降纳叛作为自己的既定方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好帮手，是他打通朝廷关节的桥梁，是他把起义军蜕变成官军的组织基础。正是由这些人作骨干，组成了一个梁山起义军中的投降集团，断送了由晁盖开创的梁山农民革命事业。

    二

    晁盖执行的是“要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农民起义路线，宋江推行的是“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决定了晁盖与宋江在重用和依靠谁、排斥和打击谁的问题上，也存在原则分歧。

    “心若同时谊亦深”。晁盖依靠、信赖那些忠诚于起义事业的农民革命的头领。比如，直到他生平最后一次领兵打仗，所带的头领中许多是火并王伦时“共聚大义”的阶级兄弟。对于那些上山晚些，但出身微贱、造反坚决的头领，晁盖也十分信任。打江州时，晁盖当既喜上李逵，赞叹道：“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枪箭矢。”但对效忠朝廷的济州团练使黄安，晁盖却保持警惕，在生擒黄安后，就把他监禁于后寨。

    然而，宋江却反晁盖之道而行之。他为了实现投降阴谋，对“权居水泊”的地主豪绅、朝廷将领，一概百般器重；对屡建奇功但出身下层的起义军头领，极尽贬斥之能事。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什么帝子神孙、渔民猎户“都一般儿哥弟称呼”，那只不过是用阶级调和论来掩盖其重用投降派、打击反投降派的一块遮羞布！

    先看调解纠纷，他袒护谁，压制谁。

    “仪表非俗”的朱仝是地主阶级的一个帮凶。他为了报答沧州知府的“知遇之恩”，“要和李逵性命相搏”，对李逵百般刁难，一再挑衅。对此，宋江不仅亲自“与朱仝陪话”，而且软硬兼施，逼迫李逵向朱仝陪礼道歉。宋江窃得领导权以后，似这种地主分子得宠，革命力量受气的事，就更难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