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修正主义的总有些骗人的手法。为了美化“忠”字，用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篡改农民阶级的“聚义”思想，《水浒》用所谓“忠”与“奸”的对立，精心安排了一场场矛盾斗争。它从描写高俅怎样爬上去无恶不作，迫害一些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开始，让读者一上手就对所谓“忠良”寄予深切的同情，而把仇恨只集中于那些“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臣”身上。对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农民起义军是可以利用它来分化瓦解敌人的。但是这种利用只能服从于农民阶级反对整个封建统治的目的，而绝不能因此把农民的造反斗争变成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工具。《水浒》的作者不去揭示农民起义反封建的阶级实质，不去歌颂农民的革命造反精神，不去批判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而是竭力用骂奸臣赞“忠良”的手法，故意抹煞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要人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借以保护整个封建制度，让农民永作皇帝的“忠臣”和“良民”。
朱熹说过：“古之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他也用攻击“奸臣”的手法来维护整个封建制度，说“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似乎只要去掉这类奸臣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水浒》的手法，正是袭用了程朱理学的儒家老套子。
《水浒》突出“忠义”不是偶然的。宋元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了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需要，把“忠义”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宋王朝对于那些农民军中的叛徒，常常给予“忠训郎”和“保义郎”之类的封号，以资奖赏。因此，程朱理学在鼓吹封建纲常是所谓“天理”的时候，大力鼓吹忠义。程颐强调“忠者天理”，朱熹则要求从思想上强化这个“忠”字，提出“尽己之谓忠”，并说：“尽己只是尽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尽”。同时他还要求在言行上按“忠”这个绝对的标准办事，说这才叫做“义”，“义者天理之所宜”、“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水浒》里着力歌颂的宋江，正是这种理学“忠义”观的化身。宋江念念不忘“忠君报国”，直到最后服御酒中毒，仍说要为“忠义”而死，为了怕李逵造反坏了他“替天行道忠义之名”，亲手害死李逵。这里，作者借宋江之口说出了决定性的点题话：“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小说用宋江的言行，形象地宣扬了朱熹“尽己”的“忠义”理论。“宋公明神聚蓼儿洼”，是作者宣扬理学“尽忠”思想的典型一幕，是作者宣扬宁死也要当奴才这种反动思想的得意之笔。真是何其毒也！
用“去邪归正”鼓吹投降派的哲学
《水浒》把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诬之为“邪”，把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誉之为“正”，鼓吹“去邪归正”才是农民起义的“正果”。从政治上说，它是投降路线的集中反映，从思想上说，这正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反动哲学的再现。
“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口号，不过是用哲学语言说出了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政治需要。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把一切违反“天理”即三纲五常的思想言行，统统斥之为“人欲”，劳动人民任何超出地主阶级所给予的物质生活以外的要求，都应加以消灭。这个口号集中表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愿望，表达了程朱理学的反动目的。因此，朱熹声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责其不正，而复于正”。十分清楚，这种理论的矛头是指向广大被压迫人民，特别是针对广大农民起来“等贵贱，均贫富”的伟大斗争的。用维护“神圣”的“天理”为名维护封建统治，用斥责“卑贱”的“人欲”为名消灭农民的造反思想，使之安分守己，“去邪归正”，就是这一口号的反动实质。
《水浒》对于投降路线全过程的描写，正体现了理学所谓天理人欲之辨。第五十四回中，罗真人叫公孙胜协助宋江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摇动”，讲的就是这一套。作者对农民革命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把他们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要求，描绘成“人欲”横流，说他们追求“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只图“富贵享乐”。尤其是把革命农民“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思想和暴力行为，恶毒污蔑为“杀人放火恣行凶”。而对投降派头子宋江，则用尽了美言美语把他刻画成一个“存天理”的楷模。作者把革命造反说成“人欲”，把投降说成“天理”的种种描写，都是为了让投降路线取得胜利。宋江带领梁山全伙接受招安，这就是鼓吹“天理”终于战胜了“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了。所以，作者欣喜若狂地把宋江出卖农民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可耻时刻，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把这样卑鄙的行为，称为“重见天日之光”，浓墨重彩加以渲染。通过这样的描写，《水浒》完全充当了程朱理学的传声筒。
为了鼓吹“去邪归正”，程朱理学还在孟轲“性善论”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地主阶级“人性论”，作为对革命农民实行挖心战的工具。这就是所谓“道心”、“人心”之说。程朱宣扬人们心中本来都有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称为“道心”，它是“天理”所赋予人的，不过往往为物欲所蒙蔽而难以显示出来。由于人有形体，有物质的需要和，人们又有“人心”。“道心”和“人心”这两个方面彼此斗争，如果“人心”不受“道心”主宰，就人使人离开封建纲常名教，违反“天理”，“人欲”泛滥起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人们必须使“人心”时刻处于“道心”管制之下，这样，方能使“人心”由危而安，“道心”由隐而显，一切思想言行自然符合“天理”，一切邪念自然归于消灭。很清楚，这正是一套十足的唯心主义修养经，是反动派妄图从思想上扑灭革命的说教。
《水浒》的作者就是用这种学说来精心塑造宋江的。宋江本来就是一个孔孟之徒，但在上山之际，“九天玄女”仍不十分放心，因此在面授反革命任务的同时，又叮咛他：因你“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所以还要“暂罚下方”，你“切不可分毫失忘”，便可重登天堂，否则就会下地狱！从此，宋江按照“一念不差方合义，寸心无愧可通天”的修养经办事，更加卖力。他日日夜夜不忘“忠义”，口口声声不离“替天行道”，不仅自己以“道行”战胜“魔心”，而且用自己的“道心”统率梁山全伙的“人心”。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表现了宋江投降路线得逞的过程，终于受了招安，成了“正果”。
由此可以看出，反动统治者鼓吹的唯心主义人性论，是多么毒辣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把这种理学的毒种传播到农民起义队伍之中，让他们自己用地主阶级的“天理”来否定自己的造反行动，走“去邪归正”之路，比起地主阶级动用刀枪剑戟镇压，岂不是对地主阶级更有利吗？这就是《水浒》作者的意图。
但是，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纵然再精巧，也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和斗争。竭力鼓吹程朱理学的封建王朝，一个个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明朝地主阶级宣扬《水浒》，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推行招安策略，妄图维护封建统治，也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水浒》以文艺形式宣扬程朱理学，潜移默化地毒害人们，妄图使人成为封建纲常名教的奴隶。这件事告诉我们，从孔孟到程朱的儒家反动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地主阶级向革命农民鼓吹阶级投降的思想武器，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搞投降叛变的理论支柱。现代投降派、，也把它奉为至宝，作为他们投降卖国的依据。我们要总结这种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革命与投降的原则界限，坚持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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