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蛮

    3、文艺社团林立创作繁荣、戏剧歌咏讲演空前活跃。抗战初期湖南有70来个文艺社团，其中长沙原有和新创的有“青chūn”、“醒狮”、“赫曦”、“今rì”、“北峰”、“一致”、“中国诗艺社”等35个文艺社团和11个剧院，更有上海标准剧团、新时代剧团、南京和山东戏校、běi jīng雷电剧团、江苏大同抗rì宣传队、临大剧团、三厅抗敌演剧一、二、四、六、八、九队等24个外来剧团；还有寓居各县的艾青、沈从文、王西彦等著名文学家。他们创作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达17部之多。其中，艾青作诗近20首，《火把》在国统区反响强烈。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祖国的血》、王鲁彦《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三至长沙》、董每戡《敌》等，在讴歌抗rì军民业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rì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以张天翼讽刺国民党文化**官僚的《华威先生》，吴祖光描写抗rì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rì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剧团公演《血战卢沟桥》等100多个抗rì剧目，慰劳将士，为前方募捐，使抗敌演剧运动发展至高峰。长沙从1937年7月19rì上演话剧《抗rì救国》拉开救亡剧序幕，每周每团义演一rì捐给前方，持续数月。演出《新雁门关》、《旅伴》、《卢沟晓月》、《南苑惊魂》、《南口血战》、《黄埔风云》以及《八百壮士》、《抗敌救国》、《放下你的鞭子》、《全面抗战》、《岳飞》、《木兰从军》等戏。演至“暴rì兽行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外地来湘的20多个剧团多上演《天津黑影》、《菱姑》、《中国妇女》三大国防名剧以及《上海血战》、《华北血战》、《反正》、《zha药》、《毁家纾难》等抗rì名剧，具有较大声势。随后长沙的湖大、国师、周南等10多个大中学校剧团，驻军的铁血、凌霄、阵中等剧团也广泛发动起来，使多种大型演出连绵不断，气势壮观。由于有剧界名师曹禺等执教，有向培良率团示范演出，又有田汉、洪深等戏剧家编剧或导演，还有冼星海、张曙等著名音乐家谱曲，故上演质量有较大提高，抗rì救亡戏剧运动使整个长沙沸腾起来了。同时，全省各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建立的剧团和歌咏队达300多个，参加者6000多人，长沙常有2000多人在街头演出。他们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闻者无不动容落泪，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鼓动作用。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领导和名人到影院、电台讲演，使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4、抗战教育突飞猛进。战时湖南教育出现了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1937年全省小学2．58万所，中等学校173所，分居全国第一、三位。战火逼近后，学校转移农村，1941年教育经费陡增4倍，至1945年小学、中学分别增至3．2万所、394所，仍居全国一、三位。1938年后，接连创办国立师院和农、工、商三个专科学校。爱国学者冯友兰、金岳霖在长沙临大期间分别写下了《新理学》、《论道》两部名著，对传统哲学的近代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翦伯赞则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成为我国早期系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专著。而且，湘西十县少数民族教育空前发展，除外地迁入的国立八中等校外，各县立中学增到20所，出现了清末以来的“第二次辉煌”。特别是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更为发达，成绩突出。不仅有省立农民教育馆等10余个社会文教机构，而且有1938年省zhèng fǔ举办两届全省民众干部训练班，培养青年知识分子6000余人，又通过他们到全省组训民众68万人；还有**湖南省委举办八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抗rì骨干200余人，并深入友军举办“云干班”培养友军抗rì骨干300余人，举办华容东山战时中学和桂阳战时中学，培养抗rì骨干500余人；特别是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rì中坚250多人，被誉为“南方抗大”；还有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3000多名抗rì游击干部，使湖南成了抗rì干部的培训基地。这种声势浩大的抗rì文化运动在全省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激化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促使群众抗rì救亡积极xìng空前高涨：

    一是捐钱献物支援前线。“7·7”事变之后，湖南掀起了“毁家纾难”、“捐款劳军”、“募捐购机”热cháo。一年即捐款400余万元，捐衣100万套以上，先后组织4批汽车队，数十个敢死队、义勇队、服务团和慰劳队赴南京、上海前线支援抗战。仅在上海吴淞口战斗中就有600多人壮烈牺牲。

    二是推动了国防军工生产。湖南1．5万民工用一年筑成近千公里的湘桂铁路，各地还抢修717公里公路，超额完成军服皮带、防毒面具等军工生产任务。

    三是救护安置伤兵5万，难民50万人。

    四是使湖南成为抗rì物资的供应基地，每年供应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而且，抗战开始就出现了“母子参军”等动人事迹，《救国时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嘉奖，称其为“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抗战8年湖南征募兵员210余万，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居全国第三位；平均15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居全国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抗rì战争。推动湖南抗rì民族统一战线“黄金时代”的出现。范长江1938年7月20rì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湖南抗战的政治准备》指出，张治中治湘最大特点是“能大胆地信任青年，使用青年”，而这个特点的形成不仅是抗rì文化运动引发的，而且是它推动配合下贯彻的。张将全省5万知识青年培训后，以73人取代原任，担任了县长，近2000人担任乡镇长，3万多人任保长。由这些人举办民众夜校和识字运动，组织歌咏队，创办壁报，教唱救亡歌曲，唤醒民众救亡意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至1938年底又训练组建了30万预备队和70万后备军，合计100万以上抗rì自卫团，拥有10多万支枪等武器，使湖南成了抗rì战争的兵源基地，也为rì后抗rì游击队和100余万群众支前队伍的组建打下了基础。1939年3月18rì《新华rì报》赞扬当时湖南已出兵额当在百万以上，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湖南抗战文化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

    由于**zhōng yāng和zhōng yāng局先后派吕振羽、徐特立、高文华等来湘以及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湖南成了抗战文化的中转基地和**抗rì主张的传播中心，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在全省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1、进一步揭露rì本侵略野心，动员爱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充当民众抗rì的“先锋队”，对rì抗战到底。1937年10月由**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成立宣言指出：rì帝的企图“在消灭我国家，奴役我民族，斩绝我历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战文化的三项任务：一是将抗战文化扩大到全体民众中去，“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消灭一切汉jiān理论和汉jiān思想”；二是发展“斗争的创造的mín zhǔ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将刚毅创新的“湖南jīng神”，发挥为现代的“民族jīng神”，为湖南“即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披荆斩棘”的“前锋任务”。文抗会成员通过报纸和讲演，宣传只有全民抗战，开放群众运动才是对付rì寇的唯一办法。12月徐特立在《抗rì十大纲领》中号召一切爱国的文化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rì”，“讲演抗rì的方法和rì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演打倒rì本的戏剧”，“唱救国的歌曲”，“画rì本侵略中国的漫画”，“训练人民抗rì军事知识”，等等来发动民众抗rì。这就基本勾画了抗rì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2、强调全民抗战、实行mín zhǔ、改善民生等三项基本要求，指出发动全民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基础。1937年12月徐特立指出抗战只是zhèng fǔ和军队包办，是前段战争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故必须学习八路军“实行全民的抗战”，要改雇佣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让适龄男子“自动的当兵”。为此，文化人协助省zhèng fǔ举办了全省兵役宣传周和数万人参加的兵役宣传火炬大游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强调扩大mín zhǔ是发动民众救国的根本条件。1938年9月至10月，谭丕模发表《动员民众的基本问题》、《对于湖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期望》两文指出：“民众是抗战的基础”，“而组织民众团体又是动员民众唯一的捷径”；“zhèng fǔ对于民众应当采取指导的态度去扶助它”，不能“去制裁”。

    3、揭露、打击汉jiān卖国贼，坚持团结抗战。徐特立早在1937年12月就指出了要jǐng惕rì本收买汉jiān卖国贼从内部破坏抗rì工作。许多报刊把揭露汉jiān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1938年3月《中苏》半月刊发刊词指出：“汉jiān”、“亲rì派”，“在中国国内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为能事”。湖南记者严怪愚1938年底将汪jīng卫投敌叛国首次在《力报》刊出，震动全国；翦伯赞在《论反汉jiān斗争》中强调了反汉jiān斗争的长期xìng、复杂xìng和重要xìng，指出国民党zhōng yāng永远开除汪jīng卫党籍，但不能说汉jiān“完全从我们内部清洗了”。

    4、宣传持久战思想，鼓舞抗战信心。1939年2月，吕振羽在《抗战的前途》一书中说，目前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力量是无穷的；而“rì本是小国”，“资源缺乏”，“兵力不足”，“军需困难”，经不起持久战争拖累，已引发“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恶化”和“反战厌战情绪”；而且由于其战争的“侵略xìng”、“野蛮xìng”、“掠夺xìng”，遭到全世界反对，“国际地位”rì益堕落，而中国是正义战争，必然得到国际同情援助和国内群众支持。因此，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这个过程是持久的、艰苦的，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5、为国统区抗rì文化坚持大众化、mín zhǔ化、通俗化，采用民族形式，坚持dú lì自主原则，开展“文化拓荒运动”起了先行、开拓和辐shè传播作用。率先提出了抗战文化大众化、mín zhǔ化、通俗化，坚持民族形式和“暴露文学”等主张。1937年10月湖南文抗会成立宣言就明确提出抗战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创造“mín zhǔ的”“大众的”“通俗的”“民族的”新文化。1938年6月茅盾发表《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指出：文艺要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要大众化就必须利用（民族的）旧形式。田汉也指出要动员民众参战就必须注意通俗化。1939年3月19rì《抗战rì报》发表社论《民族抗战与文艺工作》指出：文艺就是要肩负起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揭露rì寇暴行，争取外援，鼓励士气；要求改善mín zhǔ，动员组织民众三项任务。田汉更是疾呼文化人“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在文化名人大力倡导下，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拓荒运动”：白雪剧团率先下乡，1936剧社到了前线，一致剧社到湘西作流动宣传，湘剧到湘东、湘南、湘中、湘西演出，一些画家也背起画板到乡村、上战场，动员民众投身抗rì斗争。尤其是抗敌演剧二、八队和铁血剧团等，多次赴湘北和江西前线演出，深入衡山、衡阳、南岳、湘潭等地演出《军民合作》、《三江好》、《壮丁》等剧目，这对国统区文化“下乡”、“入伍”有启发、带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