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调集南阳军马，兼程南下，就近平息新城孟达的叛变。其时曹睿御驾长安亲征，孟达自料司马懿南下新城须奏请圣旨，往复在一月之间，因而不听劝告，即时起兵，希望在司马懿到达之前占据城池，进入深险之地。但司马懿一闻兵变当即起兵，八日到达新城，在几位曹将的内应下攻破其城，斩杀了孟达。诸葛亮十分痛惜地感叹： “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第九十四回)
二是荐举右将军张郃为前部先锋，自领二十万大军随后，径取祁山蜀军兵连汉中的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司马懿对张郃分析说： “吾与汝径取街亭，望阳平关不远矣。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吾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却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第九十五回)诸葛亮料到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也深知街亭地位的重要，遂派参军马谡与上将王平率二万五千精兵前往谨守。又派大将高翔率兵万人去街亭附近列柳城驻军，以为街亭救应；最后干脆加派前部先锋魏延领本部兵马去街亭之后屯扎，以保万无一失。但马谡到街亭后弃却要路，占山为寨，被司马懿四面合围，断绝汲水之道，蜀军不战自乱，难以相救，最后失了街亭。
街亭失陷，中断了陇西与汉中的联络主道，若司马懿再凭险据断几处小路，三十万蜀兵将处在无后方作战的境地，这与诸葛亮取大路进兵的万全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因而诸葛亮一再认为： “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当他闻听街亭已失之讯后跌足长叹： “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急忙作全军退归的部署： 一让关兴、张苞率兵自武功山小路鼓噪而行，以为疑兵，待大军退尽便投阳平关；二让张翼引军修理剑阁旧路；三让全军暗暗收拾行装，以备启程；四派心腹之人分报天水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并于冀县搬取姜维老母入蜀；五令马岱、姜维先伏于山谷中，为大军断后；六令已出箕谷作进军疑兵的赵云、邓芝徐徐撤军。安排好各路人马后，诸葛亮自率五千兵去西城(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搬运粮草。当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时，他不得已以“空城计”退敌(第九十五回)。
诸葛亮首出祁山，曾在陇右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街亭失守后又凭借自己精明高超的用兵技巧，基本上做到了全师而退，这都是极不容易的。然而，除招降姜维一事外，得到的战果均弃于一旦。正像他退兵汉中后对侍中费祎自责所言： “得而复失，与不得同”，“兵败师还，不曾夺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维，于魏何损?”(第九十六回)他在作战中“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四法并用，实施过诈败计、疑兵计、伏兵计、擒纵计、诳敌计、反间计、坑堑计、空城计，大显聪明才智，费尽万般心思，终究无功而返。这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一，兵法云：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蜀军自汉中进攻关中，自然是以攻取长安为作战目标，当时魏国准备不足，主将无谋，如果借鉴西汉时“明修姜维像
栈道，暗度陈仓”之策，在大军绕道祁山进军、吸引魏军主力的同时，派精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定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即便不能全克长安，亦能两路牵制魏军，一鼓夺取关中西境。诸葛亮以稳妥进兵为由，否定了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致使用兵战略上没有制胜的奇兵。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这不能不是其用兵上的一个失误。
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系，诸葛亮率全军绕道祁山而进，虽曾取得了辉煌战果，但陇右三郡并非关中之地。天水与长安的直线距离约六百五十多里，前者本属魏国防御薄弱的偏僻之地，占据了它，仅仅是在秦岭之北有了立脚的地盘，远形不成对长安的威胁。耗三十万兵力欲取长安，却为六百里外的立足之地鏖兵争夺，虽有连取三城之功、西击羌兵之胜，但远离目标的自我窃喜总让人感到有点迂腐。“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作战篇》)诸葛亮在陇右之地迁延日月，使魏国两次调兵至长安，终使战争目标的实现愈来愈远。
第三，诸葛亮取陇右大路进兵，自谓万全之策，但事实上却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将的无谋上，这种侥幸以求胜的策略实际是极危险的。“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诸葛亮认为街亭乃咽喉重地，干系非小，但却在与夏侯楙、曹真对峙时，一直没有任何防守措施；只有当与司马懿交手时才立刻惊慌，赶派数万军队前往守护，可惜看到守军布阵图后连纠正的机会也没有了。祁山大路进兵的成功似乎正决定于街亭一役，而街亭具有明显漏洞的保守战略又堂而皇之地在既定的军事布署之内，其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诸葛亮的祁山出兵策划，未使自己在作战部署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当己方的用兵弱点暴露出来并被敌方看破时，情况必然会立刻变得不可收拾。
第四，诸葛亮把兵败祁山的责任归之于自己用人不当，依军令状而斩杀了直接责任人马谡，并自贬三等，表示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历来被视作依法治众、不徇私情的样板。然而，“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蜀军的祁山之败是作战部署中内含的结果，无法让某一部属承担战败责任。事实上，当司马懿看到了街亭的战略地位率十多万大军进攻时，数万蜀兵能守住的可能性并不大，诸葛亮自己也认为： “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第九十五回)即便马谡面临大敌死守街亭，那蜀军后面东进关中、攻取长安的战争也会因为分兵过多、战线太长而难以进行，弃城退兵是迟早要实施的上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诸葛亮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当是极谨慎的言语。
以上探讨了孔明领导方法的十个方面，这些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的思想作风、个人性格和领导才能。从总体上看，孔明不失为三国时期精明强干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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