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禅用谯周之策而降魏，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中注引孙盛评论。孙盛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刘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戈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姜维、廖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忧无所投寄而虑于必亡耶？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这大概是史学家怒斥谯周的典型，故后世跟骂者不绝。
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三国志·孙休传》及《三国志·霍戈传》注引《襄阳记》曰：魏伐蜀，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被召回，阎宇留二千人令巴东太守罗宪守永安。蜀向吴告急。吴将丁奉进攻寿春，丁封、孙异救蜀，留平、施绩驻南郡为机动。吴军闻蜀降，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罗宪坚守，吴兵不得过。吴闻钟会、邓艾败，有兼蜀之志，先后遣步协、陆抗西上。罗宪向魏告急，司马昭遣胡烈侵西陵，以救罗宪，吴军乃退。可见，罗宪守军只有数千，不是重兵；刘璋乞刘备而亡，刘禅求东吴，再生的希望我想是十分渺茫的。姜维无险以据，与蜂拥而上的魏军难以进行野战。时霍戈驻守南中，多说万余兵。姜维与刘禅退至南中，与霍戈会合，面对外敌和内叛，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原因很简单，刘禅不像刘备，而似刘璋。胸怀大志的刘备有折而不挠、化险为夷的本事，昏暗无能的刘禅可能只剩下败落家业、丧权辱国的能耐。平庸即不是君主的料，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许亡，无甚道理。勾践复国有之，秦灭六国亦有之。纵使刘禅愿学勾践，而司马昭不会效夫差；纵使谯周可为申包胥，而吴主不是秦王。只见亡而再生，无视强混，这显然是偏执一辞。刘禅把社稷当儿戏，故他不会死社稷，卿大夫为行将就木死位，没有什么意义。
汉亡天下三分，晋立三国归一，这一分合的格局是随由同而异的演变而形成的。相同的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人打天下的才能不相上下；其子孙丧失基业的昏愦亦难分伯仲。相异的是，曹魏在衰落时被强盛的司马氏家族所替代；孙吴亦出现了可以拯救危难的陆氏家族，如陆机所言，“元首虽病，股肱犹良”（《三国志·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但是陆氏最终没有起而执政，不过是延缓了一段孙吴覆灭的时间；刘蜀到后期似乎没有能与司马氏、陆氏相匹的家族，元首摇摇晃晃，股肱亦疲软不支，最先败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孙皓最后用薛莹、胡冲计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亦注引一段孙盛的评论。孙盛曰：孙皓淫虐放纵，酷虐众生，晋绝其祚，如汤武革命，汉高奋剑，是顺应天意。孙盛这时没有谴责薛莹和胡冲，也未提亡国复国的事情。孙皓虽近桀纣，但终有悔过之意，勾践就以悔过自新而称奇，孙盛似乎亦可指点一下孙皓尚可南遁交州，或泅渡夷洲、朱崖等地。孙盛为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类于蜀汉，志欲收复中原，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其实蜀吴皆由不治相继灭亡，蜀因甚巨，先走一步，吴后来居上，随尘而去。吴得暂存若干年，是幸遇邓艾、钟会之变及司马昭死。
司马昭受诏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十郡，加九锡；闻蜀平，乃表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并为万户侯。邓艾擅专蜀政，司马昭不满，使监军卫瓘喻其须以事相报。邓艾据《春秋》之义，认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钟会、卫瓘奏其悖逆。咸熙元年（2）春，诏书槛车征邓艾。钟会遣卫瓘先行收之，随即入成都，独统大军，威震西土。
钟会自谓功高盖世，不欲复为人下，遂与姜维谋反。他欲使姜维将蜀兵出斜谷，自率大众随后，既至长安，便水陆并进，五日可抵洛阳，天下可定。司马昭料到钟会不会是善者，借防邓艾为名，乃使贾充将万人先入汉中，而自统兵十万向长安。钟会得闻大惊，知是冲自己而来，遂呼亲信起事。
伐蜀时，邓艾、钟会二将无隶属关系，并受司马昭节度。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军阶最高，因对伐蜀持过异议，故为偏师；钟会因赞伐蜀，故为主力，但又为司马昭所疑，而出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军阶次邓艾一级。司马昭既然作此制衡，也就不会不在诸军中安插亲信。
时郭太后死，钟会悉请诸军将校为质，矫太后使其起兵废司马昭遗诏示之，胁以服从。卫瓘及钟会帐下督丘建泄露风声，诸军士兵蜂拥而至，杀死钟会、姜维。邓艾兵追邓艾出槛车，卫瓘遣将斩邓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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