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
（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按此，裴松之、范晔都注意到了《三国志》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三国志》作注，而范晔则将其径直写进了史传正文。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的撰写者早已注意到了此点。作者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发现“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许限于体例，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此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之处。《隋书》卷58《魏澹传》载魏澹所作《魏书》义例。其中引用了范晔的一段话：
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这里，范晔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反对《春秋》体，是因为这种体裁“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他赞成纪传体，是因为这种体裁“网罗一代”，“事义周悉”。范晔的这段评论不见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给人以传闻的感觉。但联系上述《后汉书》与《三国志》裴注的比较，魏澹所说应该是可信的。范晔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虽然与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历史事实的丰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追求义理还是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是经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之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1] 义即义理，这是孔子改编《鲁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32] 又说：“《春秋》以道义。”[33] 至于选择以《春秋》来“道义”，则是因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这样一来，在经学的范畴内，历史就只是成了“道义”的工具。而从史的角度讲，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才应该是第一位的。范晔说春秋体“文既总略，好失事形”就是从史学的立场上对《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经学昌盛的汉代，如此议论《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晔以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如沈约《宋书》多达一百卷。刘知几就此批评说：“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35] 梁、陈两朝时代不长，但据《隋志》载，谢吴所撰《梁书》竟达一百卷。陈代顾野王所撰“《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36] 现存的《南齐书》六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篇幅虽然远不能与谢、顾二书相比，但若与《三国志》相比，仍然不算短。就时间而论，三国历时六十年，齐历时二十三年，梁历时五十五年，陈历时三十二年。三国时间最长。就卷数而论，《三国志》总卷数虽说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吴三书原本是各自单行的。若分开计算的话，《魏书》只有三十卷，《蜀书》只有十五卷，《吴书》只有二十卷，篇幅比齐、梁、陈三书短得多。[37]
我们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减史书的事例。梁豫章内史张缅撰《晋书钞》三十卷，阮孝绪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裴子野删沈约《宋书》为编年体《宋略》，该书只有二十卷。但从总的方面看，删减史书在南朝不占主流。象晋人那样推崇简略的话在南朝几乎见不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关注的不在于旧传统的延续，而在于究竟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说：“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刘氏距离南朝不远，当时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应该是有根据的。只是他还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乃是经学对史学影响逐渐衰退后的自然结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现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三、裴注以后的注释
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38]他的认识是正确的。裴注以后，尽管还出现了若干家类似的注释，但从总体上看，更多的注释家还是继续采取名物训诂的旧式方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宋书》卷64《裴松之传附裴骃传》：“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着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裴骃承父业，以注释《史记》而留名。不过，裴骃集解《史记》，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响。张守节说：“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39] 王鸣盛说：“世家自陈涉以下，列传自张耳、陈余以下，裴于徐广旧注外但袭取服虔《汉书注》、晋灼、臣瓒及蔡谟《汉书音义》，裴所自为者十无一二。”[40] 裴骃以后的注释家注意力仍在《汉书》，“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41] 一直到唐初的颜师古，这些注释家在注释《汉书》时，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种旧方法。既然经学影响逐渐衰退，何以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却又死灰复燃？
通观前后，可以发现裴注一类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记载范围基本都不出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段。王规所注《续汉书》、刘昭所注《后汉书》，记载的是东汉的历史，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42] 刘昭伯父刘肜所注《晋纪》记载了西晋一代的历史。北魏宋绘所注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包括了西晋、东晋两个时期。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涉及的时期则正好是从东汉到东晋。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裴注的特点是以多家史书注释一家之书。这就意味着若要采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众多的相关史书可以用来参考。汉末魏晋以来，这个条件是充分具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晋时期的著作很多，杂史类有《汉灵、献二帝纪》、《山阳公载记》、《汉末英雄记》、《魏武本纪》、《魏尚书》、《魏晋世语》、《魏末传》、《吕布本事》、《晋诸公赞》、《晋后略记》、《典略》等。杂传类书更多，如《三辅决录》、《海内先贤传》、《陈留耆旧传》、《正始名士传》、《范氏家传》等。据逯耀东先生统计，有关此时期的杂传多达493种。[43]杂传以外，汉晋人所着有关这一时期的纪传体、编年体史书也非常多。关于东汉历史，纪传体有：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汉后书》、晋谢沉《后汉书》、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编年体有：晋袁晔《献帝春秋》、晋袁宏《后汉纪》、晋张璠《后汉纪》。关于晋朝的史书，纪传体有：晋王隐《晋书》、晋虞预《晋书》、晋朱凤《晋书》。编年体有：晋陆机《晋纪》、晋干宝《晋纪》、晋曹嘉之《晋纪》、晋习凿齿《汉晋阳秋》、晋邓粲《晋纪》、晋孙盛《晋阳秋》。关于汉晋之间历史，纪传体有晋王沈《魏书》、吴韦昭《吴书》、晋环济《吴纪》、晋张勃《吴录》、晋陈寿《三国志》。编年体有晋孙盛《魏氏春秋》、晋阴澹《魏纪》、晋孔衍《汉魏春秋》。《隋志》杂史类称：“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这段文字虽是针对杂史而说的，其实也适用于其它类别的史书。天下大乱后，国家对史书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纷纷撰史。如鱼豢《魏略》、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王隐《晋书》以及众多的杂史、杂传等都属此类。这是汉晋时期史书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书数量在汉晋时期激增，而采取裴注方法的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所涉及的时段又恰好在这一时期内。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众多史书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实现的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不具备，裴注也就难以为继了。
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说：“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并列。”按此，裴骃似乎也有继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这是因为注释《史记》时，他很难找到可以补充的材料。《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下所附载的《太史公书》以前的史书只有《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寥寥数种，而这些书已基本为司马迁所采用。同样的困难在南齐陆澄的《汉书》注中也存在。陆澄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刘知几将其归入裴注一类：“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44]刘氏批评不无道理，但陆澄实出无奈，因为记载西汉历史的书主要就只有这两部，他一定要采取裴注的方式注《汉书》，只能是这个结果。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骃，徐广之于《史记》，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汇而通之，巧异质疑，而徒戋戋于训诂，岂若世期之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钱氏认为汉末服虔、应劭以来，“稗官载记碑刻尚多”，恐怕只能理解为他个人的推测。若真是如此，陆澄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与此相关的还有刘昭的例子。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
刘昭补注，《梁书》本传亦曰集注者，谓专集后汉同异以为注也。《史通》讥其言尽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过甚其辞。然必隶事为多而略于训诂矣。今观所注八志，遍及经传前史，反多主解释文字，证明故实，初非专采后汉同异。当由众家后汉马彪而外，措意于志者本自无多，而又阨于永嘉，如华典虽成，旋已不可复识，故无几同异可举，注体亦因之少变。
按王先谦说，刘昭注《后汉书》，本来是要采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谓“专集后汉同异以为注”，但是涉及到《续汉书》的八志，因缺乏其它书可参考，不得不回到“解释文字，证明故实”的老路。书之多寡制约着刘昭注释的体裁。王氏推测极有见地，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认识仅局限在对刘昭补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将其与裴注的特征联系起来考虑，可谓失之交臂。
如本文开始所引，对裴注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其贡献在于保存了众多史料。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相反的方面，即从根本上讲，也正是因为有众多史书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为可能。
综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东汉以来，受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崇尚简约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内容简略的《三国志》。随着经学对史学影响的逐渐弱化，史家对历史事实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在这个背景下，裴注应运而生。第二，根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我们知道两晋时期以经学的注释方式批注《汉书》的学者逐渐有所减少；根据第三节的介绍，我们又知道两晋以来着史的风气颇为盛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说明两晋时期的史学实现了从以注释为主向以撰写为主的转变。在撰写重于注释的阶段，众多史学著作纷纷问世，从而为裴注这一新的注释方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三，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方法固然表现出了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但裴注以后此类注释的再度盛行却并不意味着经学影响的卷土重来。现象的重复不等于本质的重复。它只不过说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条件；它还说明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对史学也并非没有意义。毕竟增补历史事实和准确地理解历史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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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炎武：《日知录》卷27“《汉书》注”。
[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汉书》叙例”。
[3] 沉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4]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5]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史通·补注篇》。
[7]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8] 《史通·补注篇》
[9]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中。
[10]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 周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 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
[14] 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载氏着《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
[15] 逯耀东：《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导言。
[16]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
[17] 《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本书不着撰人姓名，按《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粲撰《汉末英雄记》，未识是否即本书所引者。”按两书当为一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四库传记类存目》云：“《汉末英雄记》一卷。旧题魏王粲撰。案粲卒于建安中。其时黄星虽兆，玉步未更，不应名书以‘汉末’，似后人之所追题。”姚氏说：“然考粲从军诗中已称曹操为圣君，则俨以魏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着录作八卷。注云‘残缺’。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贞杂抄诸书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于《三国志》注为多。”按存目意见，“汉末”二字乃后人追题。姚振宗虽不同意《存目》作者对书名的解释，但也不否认《三国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记》就是《汉末英雄记》。
[18]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
[19]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20] 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已经注意到了经学中出现的删减风气。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觉”之说，余氏较强调此风兴起于东汉中期以后。由本文上引诸材料看，删减绝非始于东汉中期以后。
[21]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七 史体之发达，载氏着《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
[22] 《隋书·经籍志》史部。
[23] 《晋书》卷47《傅玄传》。
[2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2目录体制一 篇目：“……及缣帛盛行，易篇为卷，一幅所容，与简篇约略相当。故多以一篇为一卷。”
[25] 《史通·仿真篇》
[26] 《文心雕龙·史传篇》
[27] 《晋书》卷82《干宝传》
[28] 沉家本：《续汉书八志注所引书目》序。
[2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载周祖谟《前言》。
[30]《北齐书》卷20《宋显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本卷校勘记：“这里疑有脱文，当云‘注王隐《晋书》及何法盛《晋中兴书》’，如求减省，也可作‘注王隐及何法盛书’。今上举王隐而无书名，下举书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兴书’上无‘晋’字，都不妥。”
[31] 《孟子·离娄下》。
[32]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33]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4] 同上。
[35]《史通·书志篇》。
[36] 《陈书》卷30《顾野王传》。
[37] 《梁书》、《陈书》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属南朝系统，故在此一并讨论。
[38] 李慈铭：《三国志札记》。
[39] 《史记集解序》张守节正义。
[40] 《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简略”。
[41] 《隋书》卷33《经籍志》二。
[42]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43] 参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及其杂传类的分析》，载氏着《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出版。
[44] 《史通·补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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