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１３１５—１３１８年，卒年约在１３８５—１３８８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１３７１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５．“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８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８０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５期）认为，从文学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元末明初那样的文学氛围中，尚无可能产生出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大部头的杰作。他根据明代成化年间刊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明代前期著名剧作家朱有燉的杂剧《义勇辞金》均看不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这一现象，认为《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代中叶。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４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我曾于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部分把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上文引述的陈铁民观点已经指出：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１版；亦收入《〈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9月第1版）。
三
今天，在世纪交替之际，回顾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发展历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看法：
第一，对《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研究，决非可有可无，而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研究工作。长期以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虽然沿用了“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说法，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设置《三国演义》专章，实际上把《三国演义》视为明代作品。如果能证明它成书于元末（或元代中后期），那就必须把它列入元代文学史的范畴，那么，以往对《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都应当重新加以审视，许多方面的认识不得不作出修改。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吗？欧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生平、著作已经三百多年，成果车载斗量，研究的程度已经非常精细，而新的成果仍层出不穷；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我们中国学者难道应该永远搞不清楚它的具体成书年代吗？当然，对于这样一个专门化的问题，一般从事思想内涵、艺术成就研究的学者可以不去深究，尽可依据通行的文本进行探讨；但是，对于一门系统的学问而言，这个问题却是迟早都要解决，不能永远模糊下去。因此，少数有志者对这个枯燥而艰难的课题上下求索，辛勤探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
第二，数十年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对《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上面谈到的五种观点，除了“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说，各有所据，各有一批赞同者。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一说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公认，暂时还是诸说并存；但比之过去，人们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盲目性已经大大减少；通过各种观点的阐述、争鸣和彼此辩驳，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逐步形成一个多数学者都能接受的观点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要真正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新材料的发掘、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实、更细致的努力。例如，《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门人名单中的“罗本”，究竟是否《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些学者认为是；但已有学者根据《宋元学案》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中“罗本”名下的一条按语，指出这位“罗本”字“彦直”，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本贯中并非一人。对这种基本事实的认定，就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讨论尽快达成一致，而不宜让不同的意见长期自说自话，互不相干，令人无所适从。又如，上文提到的确定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问题，目前就存在较大的分歧：一批学者（包括我自己）认为，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嘉靖元年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这就需要通过严谨的考证和心平气和的争鸣来寻求解决。再如，对于《录鬼簿续编》那条关于罗贯中的记载，人们一直视为最可靠、最权威的材料，这不仅因为材料出自“忘年交”的回忆，非常难得，而且因为所记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的作者姓、字相同，时代也吻合。但是，人们似乎回避了一个问题：这里所记的是戏曲作家罗贯中，其中并无一字说到他写作小说之事。那么，这位罗贯中是否一定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呢？有人解释说，《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初识罗贯中和至正甲辰与之“复会”时，罗氏还没有写小说，故《续编》没有涉及这一方面；罗氏是在那以后才开始写作《三国演义》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但这毕竟还是一种推测，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看，我们还需要寻找更直接的证据。当然，反过来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否定那条记载的可靠性，也是难以服人的。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尊重事实，用坚实的证据说话！
事实上，在我九十年代初撰写那篇文章以后年来，有心的学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发掘材料，考辨史实。比如，杜贵晨不久以前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９年第２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认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情况，可以表明《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是至治三年（1323）。他又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演义》成书的下限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由此得出结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至元文宗天历二年（１３２９）之间，即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前后。”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论述，但他引用的瞿佑有关《吊白门》的资料，却是首次使用，很有价值，理应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这说明，在新资料的收集和发掘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以往人们对诸多现象认识的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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