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举基本上应有两个好处：
1、鼓励己方士气。让士兵们知道，带领着他们的是阵斩“夏侯征西”的“黄征西”。
2、打击敌方士气。让对方知道，攻打他们的是斩了他们“夏侯征西”的“黄征西”。
②、其他人都没升。
1、汉中顺利到手的最大功臣是法正。
首先，是法正立议争汉中。
法正传：“二十二年（217），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
其次，是法正定计破的夏侯渊。
法正传：“二十四年（219），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於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而打前锋的张飞和马超之所以会败（见武帝纪），正因其身边无法正般的谋士出谋划策。总不见得黄忠比这两个人加起来都强吧。
然而功劳最大的法正在当时也没有升，仅在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才“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见法正传）。何以先升黄忠？
2、或曰，此次功劳太大，是汉中之战的转折点，提前升之亦不无不可。
不过，这只是就已知的结果论事。也既是说，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
先主传：“二十四年（219）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於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也仅仅是战胜了守定军山的夏侯渊而已。任何看过当时地图的人的都知道，“战胜了守定军山的夏侯渊”并不等于“汉中就已是刘备的囊中之物”。如上所示，直至曹操引军还，刘备才“遂有汉中”。
而据郭淮传：“渊遇害，军中扰扰，淮收散卒，推荡寇将军张郃为军主，诸营乃定。”
张郃传：“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郃出，勒兵安陈，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
由是可知，在斩夏侯渊后，还得面对张郃带领的余部，和曹操西向之军。
如此，则仅一战之功尔。
3、没有大功，也升至“征北将军”的申耽。
刘封传注引魏略曰：“申仪兄名耽，字义举。初在西平、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通，又遣使诣曹公，曹公加其号为将军，因使领上庸都尉。至建安末，为蜀所攻，以其郡西属。”
依此可知，申氏本为上庸豪族一类的人物。
刘封传：“建安二十四年（219），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加”字。此“加”和“封、拜、表、迁”是否同一含义？
如果其义不同，那么仅一虚号。而从其在原“将军”号上加个“征北”来看，可知“征北”的地位是高于他原来的“杂号”的。
或曰，为何同为刘备眼中的“征西”与其他“杂号”是同一级别，而“征北”又高于其他“杂号”呢？
这又得从时间上来分别对待。
前者封黄忠时，仅初胜一场，遑敢论其他。（尚不能置高级将官）
而于降申耽时，汉中已得，曹操已退，正欲称王。（虽马上就可以置高级将官，但仍仅“加”，而非实授）
如果其义相同，那么，此“征北”亦如黄忠的“征西”，与其他“杂号”属同一级别。
⑴、刘备方负责进攻“东三郡”的有刘封、李严、孟达等人。可此三人中，惟见刘封因此战之功受封一个“副军将军”，其他二人则无载。
而降将如申耽则加“征北”之号，其弟申仪也封了个“建信将军”。
难道这就是刘备对待“功臣”和“降将”的态度么？此为不能。
⑵、或曰，申耽是当地豪族，得特殊处理。
可是，申氏并非“主动来投”，而是“被动来降”（既兵临城下，不得不降。当然，比那些擒而后降的主动点）。
刘备军攻得破房陵、杀得其太守蒯祺，奈何灭不得申氏么？此为不需。
⑶、又曰，此实为刘备所运用的心理战术--“千金买马骨”。目的是让魏国将臣知道，降蜀后是可得高官的。以图减少顽抗，多点投降。
但是，就在此“东三郡”战役之前，还有一名降将--王平。
王平传：“随杜濩、朴胡诣洛阳，假校尉，从曹公征汉中，因降先主，拜牙门将、裨将军。”
在时间上，他是首位投降刘备的魏国将臣。
和有兵有地的申氏相较而言，似乎王平才是不折不扣的“马骨”。
设使刘备真的在打心理战术这张牌，安得迟至申氏之时？此为不对。
综上所述，或可说明数个问题。
1、“征西将军”在东汉初中期既已因“用武于外族”而名望略高于其也“杂号将军”。
2、“征西将军”在东汉末献帝时已成为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可开府的“高级将军”。
3、“征西将军”黄忠和“征北将军”申耽并不与其他“四征将军”的级别相同。
如若再扩大了说开去，则仅说明了一个问题：既任何事物产生的背后都有不同因由，不可因其表面的形似而统一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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