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当地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有意识无意识的遵从者，与他本身的残忍关系不大。
四。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霍光后嗣的遭殃为曹操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曹操绝不单单是为了后代的着想才行废汉之事的。曹操与霍光有很大不同之处，曹操稳定后汉的过程要比霍光艰难的多，而曹操对汉的感情是一种“布施”，霍光仅仅是“扶植”，曹操从感情上并不亏欠汉献帝。曹操的长子曹丕早在建安十二年就督邺，曹彰也在北方带兵，所以说曹操老早就在有意的扶植接班人。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废汉”之事其实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这样做，简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决定他不会这么做，孙刘的影响是其次的。
在对汉朝上他功大过少，虽然他曾杀皇后并威逼汉帝。但在“尺寸之地不为汉家所有”的情况下，正如曹操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说，曹操“废汉”其实是大势所趋。早年的“拥汉”对曹操和汉朝而言是双赢，早在董卓弄权时汉朝就已经名存实亡，当风雨飘摇的残汉再没有存在价值的时候，后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爱才与害才的矛盾。
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屡次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对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书》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曹魏人才的鼎盛与曹操这种“海纳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正是这样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却屡次的迫害当时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说杀崔炎，迫害杨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么他杀边让、杀杨修则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会的影响。
魏晋尚“清谈”，与政治黑暗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深究起来是起源于汉末的大动乱。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空间，稍有不慎就有杀头之祸，所以士族往往选择归隐和不谈国是。
曹操虽然是统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局面，相反，他曾经也是这个风尚的受害者。只是在他当政之后也有了这个“嗜杀”的毛病，应该说这与“屠城”一样，是一种政治手段习惯的延续。
曹操爱才求才是事实，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时又受环境影响残酷的杀掉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杀戮他更是毫不犹豫的实行。
这种矛盾的体现的结果就是，曹魏在人才上超越孙刘。但由于曹操迫害了一部分人才，导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或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曹操，似乎曹操完全是“嫉才、害才”的人。
六。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这一点其实不是单纯的矛盾，只算是对曹操矛盾本身的一个延伸。
曹操在战术上的造诣在整个后汉三国无人能出其右，从破兖州黄巾到官渡之战，奔袭乌桓，再到平西凉，曹操在战术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战略上却有着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战时他曾想放弃官渡，结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战时他否定贾诩的正确建议，结果失去统一良机；平定汉中后没有趁势进兵巴蜀；关羽威镇华夏，他又想要迁都避其锋芒，幸亏蒋济等人提醒他。
在这几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略决策上，曹操都犯了错误，只是有两次他采纳谋臣建议才避免一败涂地。
曹操“短于战略”只是相对于他“长于战术”而言，其实他在战略上的建树还是不少的。
曹操“长于战术，短于战略”的原因是多重的，根本上还是曹操性格矛盾造成的这个现象。
曹操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同时又十分敏感悲天悯人，这两种矛盾前者决定他敢于实施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术，后者决定他对于事物的变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时的捕捉战机，这就造成他在战术层面上可以游刃有余。但是，也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难以在战略构思上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因为这类人前者决定他往往“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十分随性，后者又决定他十分“善变”，所以在战略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曹操体现出了他相对于战术的缺陷。
也许曹操也对自己这个性格有所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部属很亲近，或许是希望通过“众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吧。
七。对曹操性格的小结和形成原因的探讨。
曹操这个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狂放不羁又循规蹈矩，既珍视生命又滥杀无辜，他拥汉但最后又废汉，他爱才但又害才，他长于战术但却短于战略......
这个人太矛盾，太令人感到难以琢磨，是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人的性格都是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是“天赋”，一是“环境”。这两者一开始往往是“天赋”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环境就成了改变一个人的主要因素。所以人们在年轻时都是“豪情万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说“人之不如意者十之”，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曹操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相反，我认为这个规律对他的影响比一般人要深。
从“天赋”层面讲，曹操天生就是一个“狡猾”的人。野史说他曾装病骗得父亲同情，得以到处玩乐；又有“割发代首”的即兴表演；杀粮官稳定军心的别出心裁。《三国志》也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这些可不是后天磨练可以学会的，只能说是曹操的“天赋”。
这种“善变、狡猾”的性格伴随了曹操一生，这或许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每个曹操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最终形成其独有个性的决定因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宦官身世造成曹操的自卑心理”，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曹操从他文辞和行事来看没有丝毫“自卑”的成分，最多只是敏感一点罢了，因为曹操的祖父虽然是宦官，但他父亲是养子，而到了曹操这一代这个影响是有的，但已经不足以改变曹操的性格了。其实真正改变曹操塑造性格的还是动荡的社会。
前文说过曹操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报国无门”，他看到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对他的刺激是造就他敏感性格的主要原因。在以后，动荡的乱世又再次塑造着他，比如陈宫的背叛，当时曹操身负“家仇”，曹嵩与曹操父子关系是很不错的，家人的惨死已经让曹操痛不欲生了，而陈宫等人在背后却给了他一刀，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展露出他作为政治家残酷的一面。对诸侯之间勾心斗角耳濡目染也证明要想在“法典俱废”的动乱时期立足，没有“铁腕”是不行的。这个道理曹操原本肯定是知道的，但真正的实施却是环境逼迫他做出的。
在那个岁月，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实行，曹氏对袁氏如此，对吕布也是如此，曹操的“残忍”形象或许和他多是胜利者有关系。而有时的残忍则是政治需要，比如杀马腾。而这种必须的“残忍”反反复复影响着曹操，对他的性格肯定是有影响的。
另外，曹操又是一个朴素、随意的人，这个性格的形成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关系的。汉朝的宫廷斗争以及后汉动乱造成很多读书人不愿出仕，他们认为生命得不到保障。而曹操早年也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在《让志县明令》才一再说自己在遭受“报国无门”的挫折后原本不想再侍官，只想过田园生活。这倒不是他虚伪的话，当时形式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而这种朴素、随意的性格的形成也影响了曹操的后半生。
曹操在无数次风浪和争斗中幸运的走到了最后，他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控制自己的“天赋性格”，向环境妥协，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们都说：有的人是适应环境，有的人是让环境适应自己。其实纯粹的这两种人都不存在，人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中，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大环境，大家都是这个环境中的一员，所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在适应环境，只不过，有的人会顺应潮流改造环境，曹操应该算是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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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与荀彧悼郭嘉书》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注二）蜀汉和孙吴也分别制定自己的“科”来继承和取代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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