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胸怀大志，为自己设计了人生三步曲:读书、养性、成才——出山以成功名——飘然退隐江湖。《三国演义》第37回徐庶在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说:“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司马徽对刘备说:“诸葛亮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徐庶)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司马徽又更进一步把他比作“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毛宗岗在此回回评中说:“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时，东吴张昭曾问诸葛亮是否曾自比管、乐，诸葛亮回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可见，其志不在小。但诸葛亮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有儒家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更兼有道家甘守淡泊的情怀。
其次，他刻苦攻读，融会百家，以备经世致用。诸葛亮出生的琅邪郡是汉代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诸葛亮家学渊源，自幼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儒道墨法各派学说均有取舍，思想上并不定于一尊。在读书方法上，诸葛亮不作寻章摘句、死记硬背的腐儒，而是“独观其大略”，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舌战群儒时，东吴程德枢讥讽孔明说:“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诸葛亮作为一个君子之儒，在个人修养与才学积累上，的确做到了“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为他出山以后在军事外交上屡立功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广泛结交当地名流，以获取全国各地大量信息。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其家族影响很大。在诸葛亮的父亲去世之后，他随叔父流落荆州，不仅受到刘表的优待，而且深受当地大族的尊敬，并与他们结成了姻亲关系。诸葛亮与当时荆州各界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均有频繁交往。从这里，他了解时局，洞悉天下，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大量的时事信息。《隆中对》里，他之所以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精辟分析，预谋天下三分，定下“联吴抗魏”、占荆据蜀的治国兴邦之策，是与他长期以来战略信息的积累密不可分的。这是他超人智慧得以形成的内在因素。
最后，他经常云游各地，借机了解风俗民情，气候物产，勘察山川地理，关梁要塞。这为他以后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由此可见，隆中时期的诸葛亮，与其说是一个“久乐耕锄，懒于应世”的隐士，不如说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闽。正如他的道号“卧龙”一样，他是“潜虬媚幽姿”，待时鸣天下!那个虽然高卧隆中，却抱膝长吟《梁父吟》，叹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诸葛亮，才是真实的集儒道双重人格于一身的诸葛亮!他既有投身于乱世之中的勇敢，又有着超然于浊世之外的清醒;既有对明天的展望，又有几分对躬耕生活的眷恋。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儒家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儒家的积极人世是其思想主流，而道家思想的涵养，则使他能够比较理智地对待功名成败，这使他相比于周瑜等人有了一种超脱于尘世之上的神仙般的气度和风范。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副对联是诸葛亮的座右铭，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诸葛亮出山后，受到刘备的重用，位极人臣，可是，他始终保持着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三、诸葛亮形象的成因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首先是一个小说形象，不能将他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因为这个形象身上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有着种种被神化的成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无愧于“智绝”的称号。《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其影响所及，使得这一形象远远超越甚至取代了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这一形象之所以深人人心，家喻户晓，在于他身上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悲剧意识。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将小说中的诸葛亮塑造成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样子呢?这与小说成书过程中受众的心理影响有关，也与作者、批评者生活的时代以及古代文人深受儒道文化影响而人生多失志的心态有关。
第一，与小说成书过程中受众心理的影响有关。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成书具有累积型特点。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说它:“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说明其成书始终在两个系统内进行，一个是史传文学系统，一个是俗文学系统。前者仅仅提供了历史小说所必须的骨架，诸如人物、事件、线索、结局等，但要使作品血肉丰满，要设置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必须突破史料的束缚与限制，充分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开拓艺术想像的空间。应该说，俗文学系统对《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形成、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定位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受众主要是下层民众。
在《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从魏晋隋唐的三国故事到宋代的“说三分”;从金元戏曲的舞台形象到元代的《三国志平话》，“拥刘反曹”的基本思想倾向越来越鲜明。这与由宋至元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情绪有关。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确立了这种倾向，而清初的毛宗岗强化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的背后是下层民众对于统一、和平的向往。而诸葛亮作为蜀汉一方的核心人物，无疑就是道义与智慧的化身。其形象中融人了强烈的民族情绪。被压迫的下层民众，希望通过诸葛亮超人的智慧、道德的完善和道教的神力能够克敌制胜。刘氏集团的悲剧命运虽然不能逆转，但人们还是愿意将一切美好的因素都集于刘氏一方。在有关诸葛亮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们将一切美好的品质加诸其上，使得这一形象越来越富于传奇色彩。下层民众的这种意愿，使作者创作出了人们心目中千古良相的形象。
第二，诸葛亮的身上寄托着古代落魄文人的理想。古代封建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儒道两家文化的熏陶，往往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辅佐明主，作帝王师;出将人相，功成身退，是古代知识分子理想化的人生设计。然而，仕途的坎坎坷坷，人主的天威莫测，使得很少有人能够功德圆满。于是，理想往往化作泡影。在失志文人的笔下，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忠贞与智慧的化身，让备受压抑的封建文人无比羡慕。诸葛亮的形象不仅寄托着罗贯中“有志图王”的理想，也是文人特别是落魄文人的理想寄托。他们渴望一展抱负，与君主建立鱼水关系。然而实际的情形是，文人在与君主相处时往往缺少独立自由的精神。他们与现实政权的关系或是依附，或是游离。从明清两代来看，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游离于现实政权之外的自由。因此，诸葛亮这个乱世中的英雄和道德的完人才备受推崇和爱戴。
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对诸葛亮这个形象赞美有加:“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致六出祁山，则近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尹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这种对于风度、智慧、品德的崇尚，可以说代表了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然而既是理想，便不能不有所夸张。这是诸葛亮这一形象被神化同时也是构建其双重人格的又一原因。
其实，小说所描写的诸葛亮这种双重人格不是不存在矛盾，只是作者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因为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中，从刘备晋升汉中王开始到登基为帝，二人的鱼水关系已经异化为君臣关系。这从刘备为报关羽之仇执意发动彝陵之战可以看出，诸葛亮不是不清楚这场战役的后果，而是他根本就无力阻止刘备的一意孤行。可见，对于现实政权的依附，往往是以牺牲个体人格的独立为代价。以此来看，诸葛亮只能是小说中的一个理想人物。这个人物之所以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还在于他是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
李英然，石家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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