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历史虚无的空幻之感,这是浸透全书的一种心理情绪,小说文本的各部分陈述最终都指向这一命意。从开篇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篇末“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使文中所有的叙述都纳入“天道循环”的命运悲歌之中。它涵盖了前面两个叙述层次,因而成为浸透全书的一种心理情绪,使小说的文本含义超出了文中所叙述的具体历史事件,而烙上了人类共同命运的悲怆交响。小说的叙述诉求也达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三、《三国演义》士人文化心态与人物形象
综上可知,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由于创作者叙述诉求内涵的丰富性和流变性,使《三国演义》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包含着表现、反思和批判等多个交错悖反的价值层面,构成了《三国演义》文本价值谱系的内在机制,并且强力地支撑和制约着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而使人物形象的价值判断也显得异常复杂。
曹操,无论是就三国历史还是《三国演义》小说而言,无疑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最早记载曹操事迹的《三国志》中,陈寿对曹操作了这样的评价:“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由此可知,曹操之作为政治领袖,显然不能归入“草莽一流”,而应属于“士人”阶层,或者说,曹操所具有的雄才大略,正好体现了士人的价值期许。小说中写到当公卿大臣对董卓专权,汉室衰微而束手无策、痛哭流涕时,曹操在旁嘲笑他们“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的毫无用处,并提出暗杀董卓的计划。而担负暗杀董卓这一艰巨任务的正是曹操自己,这显然比那些腐儒们更具儒家的务实精神。之后,行刺未成,便召集各路诸侯共同伐董,但因诸侯之间利害冲突,联军伐董,最终无果而终。曹操旋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有利条件,审时度势,灭掉了袁绍,统一了北方。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受到历代道德家的责难,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可以说,曹操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履历,正好体现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追求,使叙述者同声相求而惺惺相惜,因而难免产生一种赞赏与倾羡之情。小说中的曹操是那样鲜活可爱:许田围猎是那样矫健;煮酒论英雄是那样豪迈;赤脚迎许攸是那样率直。多年的沙场征战,使他对生命的感悟如此强烈,月夜长江,临清流而横槊赋诗,《短歌行》道出了多少才人的忧思和寂寞!其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写尽了天下士人的栖惶心境;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无疑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诚挚期待。然而,在“皇权”的长期重压下养成的奴性心理,又使叙述者们对危及皇权的“另类”人格保持本能的警觉,在“原罪”心理作用下,他们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曹操的恐惧。于是,篡位的曹操被描述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血洗徐州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让曹操割发代首,哭祭典韦,杀王垕,杀杨修,虚假伪善而人格分裂。这实际上反映了士人在奴性化压迫下被扭曲的灵魂,他们对于那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同类是那样的陌生,因而不由自主地恐慌,因为,“儒教中国”的特征,不就是要将“人性”扼杀在摇篮中吗?于是,中国文学画廊中的“奸雄”诞生了,“奸”与“雄”绾结在一起,矛盾而统一,这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人格分裂吗?
当叙述者以儒家正统的目光剔除曹操这一形象的“另类”特征时,像是有意对比似的,他为我们塑造了诸葛亮这一“贤相”和“帝王师”的形象,并以刘备作陪衬,赋予刘备以“明君”的特点。为使刘备更象一位正统“明君”,作者极力地渲染其贵族血统,并极力显示其“仁”,以致于让鲁迅先生觉得“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因为不这样即有可能让诸葛亮恪守的“君臣之义”蹈空,而且也难以理所当然地为诸葛亮戴上“皇权”的紧箍咒,使之具有“帝王师”和皇权奴隶的双重身份,当然也就无法真实地考察儒家文化理想人格在道义与人性的夹缝中是如何处境艰难,以致于最终人格扭曲和走向“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
当诸葛亮隐居隆中,“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37回),如同闲云野鹤般自在逍遥,这正是士人们所心仪的隐逸生活。其“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人生格言无疑深得道家文化的精髓。然而,诸葛亮身居隆中,却并非遗世而独立:“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梦醒后的独自呢喃也泄露了其心怀天下的心灵秘语:“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38回)乍看全然是隐者的口气声吻,实则透露了其对外在环境的警觉和关注。所以,“隆中对”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烂熟于心。因此,当其离开卧龙冈,嘱咐其弟曰:“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就显得牵强,然而,这不正是士人们“居庙堂之高,而神往山林,处江湖之远,又渴望功名”的分裂人格矛盾心理的显现吗?
“三顾茅庐”确实极大限度地满足了诸葛亮的功业心,他从此也就被牢牢地捆在了刘氏家族的战车上,在“帝王师”和皇权的双重压力下,竭力克制和压抑自己的本性。于是,一座典范伦理人格的雕像立了起来。为了维护现有的伦理秩序,他既能行兵布阵,又能呼风唤雨;既能审时度势,又能神机妙算。静如处子,动若矫兔;抱雌守拙,以静制动,对一切异己力量,迅速出击,并且不动声色,化有为无。但他对付的不仅仅是敌人,还将太多的心力来驾驭“同志”。魏延本是在刘备势穷力孤之际投身效命的,他颇识兵机,智勇兼备,不仅能对战术性、战役性的行动思谋用计,而且还能对关系全局的战略方针独抒己见,提出重要建议;然而,诸葛亮却始终对其抱着深刻的成见,一口咬定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不仅处处压制他,而且处心积虑地企图除掉他,以致于魏延最终死于诸葛丞相的“锦囊妙计”中。荆襄失守后,蜀汉政权受到强烈冲击,君臣上下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本应采取积极措施,收拾残局,安抚人心,但他却有悖于常理地采取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步骤——杀掉刘封。对于诸葛亮而言,此番决定用心良苦,既追究了刘封对关羽救援不力的过失,又掩饰了自己决策上的失误,更重要的是清除了对刘禅地位的潜在威胁,将御人术运用于股掌之间,出神入化,真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智慧是生存的智慧,是士人们在现实处境中人生经验的积累,当作者将其堆彻在诸葛亮这一形象身上时,却适得其反地抽离了诸葛亮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人性,难免使之少了几分人性的温度。然而,对此,叙述者是毫不自觉的,作为失意的士人,他们对自己所缺乏的“生存智慧”是那样充满了迷恋,因而在小说中不惜大肆渲染而津津乐道,以致于让人觉得“在诸葛亮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当然,正如浦安迪所说,当“小说作者以史官的曲笔作风,运用巧妙的措辞,把读者的视角巧妙地引向高尚志气和英雄业绩的单纯表面与历史判断的潜在复杂性之间所存的差异”时,也就使得人物和整个文本同时获得了对历史进程和人类本性的深邃洞察力。
宋先梅,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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