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门道
黄初五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大司马曹真病死，明帝使司马懿西屯长安（注8）。此时张郃以征西车骑将军受司马懿节制。品级本是相差不远，又皆是知机善多谋，张郃不可避免的与司马懿发生了摩擦，而且还不止一次。
最初的部署，《汉晋春秋》：“宣王使要（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晋书·帝纪第一》：“张郃欲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注9）。
这里的分岐，是司马懿欲以主力救祁山，而张郃建议多留兵后镇以防诸葛亮来袭。
其结果是《汉晋春秋》：“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
《晋书·帝纪第一》：“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
两种记载的结果大不相同，但也都提到的是，诸葛亮分兵袭了上邽。这正是张郃先前欲分兵防备的，而司马懿的恐前军不能当之虑则多余了。在这里，司马懿初次主持对蜀作战，所求的只是不丧师，而以张郃的丰富战斗经验，他的主张则是制敌之策，两者的处发点都是慎重，而明显在这样的战争中张郃更务实一点。
另外，从细节上来看《晋书》的这一段记载有许多疑点，司马即然在上邽留兵，不击败守军又何以芟麦，显然，《晋书》缺失的是守军被击败的相关记载，在《汉晋春秋》却便提到了诸葛亮破费曜等之事，从当时的双方主力奔袭的方位形势来看，应是事实。所谓的：“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也只是《晋书》的一面之辞，并不符合突袭作战的常理。而更现实的一点是：魏军刚奔救祁山，马上又赶返上邽，这样高强度的来回奔返，其疲劳可以想象，而作战力更是令人怀疑。诸葛亮“自逆宣王于上邽”，也是想在魏军疲惫的状态下占点便宜，更不可能“望尘而遁”。还是“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更合理一点。这样的交手算下来，其结果是魏军既损守军又被割麦，还来回奔返，吃了不小的亏,另一方面要说的是，蜀军在这激烈攻防转换时间里，也不可能大规模收割上邽之麦。
诸葛亮退走，司马懿又追至卤城，此时张郃与他发生第二次分岐。“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事在《汉晋春秋》。
由此也可看出魏军先前奔返上邽之时，祁山附近尚在蜀军围攻之中，魏方之前的奔袭尽管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战果，但仍有一定的主动，另一方面，蜀军出兵以来，并未有重大损失，在祁山一线还保留着相当的实力，《晋书·帝纪第一》：“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由此可见蜀军还占据了一定地利，魏军与之正面冲突未必能占到便宜，在此情况下张郃之策有正有奇，不给蜀方以空隙，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可谓万全，而司马懿对张郃的理智意见“不从，故寻亮”这样的态度看来有点歇斯底里。也有可能是司马懿不想蜀军粮尽退走，而急于进行主力决战，以在他的第一次对蜀作战中建功。
《汉晋春秋》：“五月辛巳，（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注10）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驽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晋书·帝纪第一》：“帝攻拔其围，亮宵遁。”二书又是大相泾亭。
《晋书》为司马懿表功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这就大大降了其真实性。真实情况,在《三国志·魏书》诸传不见其详，然则在《蜀书·王平传》里便提到了：“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此段与《汉晋春秋》相符，而无当监何平，便是这里的王平（注11）。所以《汉晋春秋》此事的真实性是很高的。
这里“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故有其原因，《王平传》：“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那么此时王平所领便至少有原五将之兵，加以坚守重围，即使巧变如张郃，也无计可施，“郃不能克”，但也表明不是军败，所以“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所击破的应是司马懿部。
“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驽三千一百张”应是一场相当大的败仗，《三国志》里各传原文，对此战的以上过程尽皆隐去不提：《张郃传》：“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诸葛亮传》：“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陈寿掩盖了司马懿败战的事实，然而终究还是在《王平传》中描述了一点详情，既使在这里，司马懿之败也被略去，然而恰恰是《王平传》中的这部分事迹，证实了《汉晋春秋》相关部分的准确性，而让我们能一窥其真相。而《晋书·帝纪第一》相关此战的记载以此推断更有可能是后来编造，所以裴松之所注里未见到《晋书》原始资料的痕迹。
此战的结果，《三国志》诸传皆为蜀军粮尽退兵，独《晋书》雄浑的一笔：“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着实搞笑。然而正相反，堂堂征西车骑将军、百战不摧的张郃，却丧身于木门道的追击作战中。
《三国志·张郃传》：“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膝，薨，谥曰壮侯。”这是较正式的说法，然而却是为司马懿隐讳，关于实情，《魏略》所记甚是清楚：“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木门之战的过程，刘琳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转引《御览》卷291，引袁希之《汉表传》： “亮粮尽，军还至青封木门。 郃追之。亮驻军，削大树皮题日：‘张郃死此树下’，豫令夹道以数千强弩备之。郃果自见，千弩俱发，射郃而死。”
在这里，张郃与司马懿发生了最后一次争执，其结果是张郃最终丧失了性命。“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曹操定出这样的军法，也是当年有所认识的：征张绣之战，曹操正是以死地之兵，击退追来的张绣刘表联军（注12），司马懿对此也定有所知。而此时的蜀军远胜于当年张绣刘表联军、木门道又是天下至险之地，在这样的地点追击这样的归师，实际上绝对是将张郃置于死地。张郃对此一定有所觉悟，然而主将有强令，他尽管“不得已”，还是得遵命，而这一次的情况，又被他自己料中了。
与同一个人发生这么多次争执，在司马懿一生中是仅见的，而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张郃所料中，司马懿在道理上处于劣势，自郃一死，全魏就再未出现在智计上使司马懿这样出于劣势的人。陈寿对张郃的评价是：“郃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这样的智将，在朝野内外有着崇高声望，为敌人所惧怕的同时也难免为猜忌多权变的司马仲达所忌惮。
更明显的是，此战中张郃所料皆如计，而司马懿先有上邽之失，后有祁山之败，这便势必会动摇他今后的统帅地位。于是，在魏国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木门口追击战很有可能成了司马懿借刀杀人之法。
由于最终的胜利，魏明帝也不便对大将之死再追究责任。《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晋书·帝纪第一》：“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司马懿在此战中出现这么多失误，最终还丧了大将张郃，却依旧得到厚赏，这只是因为，魏国最后，胜利了。
而另一方面，为张郃之死悲惜的，大有人在，最悲痛的，还是魏明帝本人，由此引发了一段谈话。《三国志·辛毗传》末注引《魏略》：“诸葛亮围祁山，不克，引退。张郃追之，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临朝而叹曰：‘蜀未平而郃死，将之若何！’司空陈群曰：“郃诚良将，国所依也”（注13）。由这段对话可见，张郃一度被明帝和重臣们视为国之支柱，他的死，是当时朝野伤悼之事。
后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作者的立场与时代问题，即使是《三国志》、《晋书》这样的正史对真正的史实也存在许多人为的掩饰，或是盖功，或是遮丑，在这样的前提下，《三国志·张郃传》给读者的就是一个极为抽象化的张郃。然而，史实毕竟是史实，终难被完全掩盖，在这些正史的其它诸处，不可避免的流露出了许多相关更详的信息，将之与裴注、《华阳国志》等其它资料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张郃，这个人物远比他的三国志本传所写厚实得多，其影响在《三国志·辛毗》等诸传相关都有大笔特书，加上“征西车骑”这个绝无仅有的军号，都可以让人发觉张郃的不一般，这也是我写此文时考证的起点。事实上，早如《三国志》、《晋书》，后如《通鉴》，此类的事还有很多，但通过写此文，我也找到了对待这些正史的态度——结合所有史料进行考订，前后相证加以客观推断，这样也许会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而这点方法体会，又始自在彰考馆讨论《晋书》与《通鉴》的一个矛盾时，马师罗列资料对比给我的触动。
注1：洪饴孙为清朝人，所撰《三国职官表》由历代史料辑成，“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然则因是辑成，所据史料不超过前代，而“征西”、“车骑”两条后释义“鱼豢曰：魏世车骑将军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和“魏征西将军----武帝置，黄初中位次三公。领兵屯长安，统雍、凉二州刺史，资深者为大将军”明显是引自《宋书·百官志》的原文，其下所叙官职迁转也应是由各家书辑成，一书误则一条误，故俺不否定此书，但尽量以详尽史料来论述迁转过程以保证可信度。
注2：《三国志·夏侯渊传》：“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由此定论，似乎夏侯渊之死张郃亦应有责，而曹操《军策令》有论：“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可见始自夏侯之不识机变，故得为刘备所袭，受夏侯渊之命的张郃，在此事上并无责任。
注3：夏侯尚自少为魏文帝侍从，相伴左右，向未有大功，曹操死前只为黄门侍郎，《尚传》“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鄴。并录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文帝践阼，更封平陵乡侯，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只是在曹操死后、曹丕称帝这样短时间内便连续剧升两次，以这样的资历而后又统率诸军与百战老将，主持江陵之战，可见曹丕对他的过分偏重，而〈尚传〉中江陵之战功劳的人为化痕迹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注4：《晋书·帝纪第一》：“天子（曹丕）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曹丕死前顾命三人，懿便列其中，其余二人为曹真、陈群，魏武时的元勋功臣散尽，司马懿于曹操末年入仕，至此亦可称是暴起了。
注5：《宋书·百官志》：“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然而就祁山之战来看是“真督诸军军郿”、“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二人当时所督的都是特指的军队。“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与魏明以后制度所差应不远，由此说曹真、张郃于首出祁山之战时分别“督诸军”而不上下管辖也是能成立的。
注6：《魏略》曰：“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以此为三郡叛魏的原因，恐太片面，而如文中所析曹真军首尾难顾所造成的军事上劣势，也应是三郡恐慌的原因之一，这两个原因并不相悖，二者同时考虑，才能让人进一步看清当时形势的真相。
注7：《三国志·张郃传》：“司马宣王治水军於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诸葛亮传》：“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曹真传〉陈仓之役后曹真：“朝洛阳、迁大司马”。由以上所引可见，街亭之后张郃、曹真皆有督令关中诸军。
注8：此皆为黄初五年三月事，《三国志·明帝纪》：“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而《汉晋春秋》有：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晋书·帝纪第一》则直接为:“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完全略去曹真之死。由《汉晋春秋》所言则司马乘曹真病重入朝夺关中兵权之迹很是明显，但缺实据和其它记载以证，《三国志》为尊者讳，将前后顺序有所颠倒也是可能，此事因果最终不得而知。
注9：此段在《汉晋春秋》中也有类似文字，然不及其详，故权引《晋书》。
注10：《汉晋春秋》引诸葛亮言有：“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等及曲长七十余人，突将、无前、---、散骑、武骑一千余人。”以此观之，“无当”当作“无前”解，为蜀军突骑里的一种。
注11：《三国志·王平传》：“王平字子均，巴西渠人。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由此可见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无当监何平便是王平本人。很有可能《汉晋春秋》参照的是较早的官方记载，与此原始记载同一时期的王平尚未改名。
注12：《三国志·武帝纪》：“公乃解绣围。公将引还，绣兵来，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荀彧问公：‘前以策贼必破，何也？”公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注13：在场的辛毗心以为张郃之死虽可惜，但不能因此使君臣们沮丧，随后拉着陈群说道：“陈公，是何言欤！当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无武皇帝也，及委国祚，而文皇帝受命，黄初之世，亦谓不可无文皇帝也，及委弃天下，而陛下龙兴。今国内所少，岂张郃乎？”陈群曰：“亦诚如辛毗言。”帝笑曰：“陈公可谓善变矣。”裴松之注三国志时以此对话为诬，认为辛毗不该以一将之死而拿祖宗作比，若要比较也应拿张辽等人来比，这并不是辛毗的刚正风格。然则我觉得辛毗所言与理不合，但于情有道，毕竟张郃虽比之曹操、曹丕父子为小，但以郃一生之功绩，曹魏所逝诸人中却真的再无其它人可比，而自街亭以来，张郃在魏明帝心中的地位，也是仅有的。
参考资料：
《裴注三国志》
《华阳国志》
《三国职官表》
《曹操集》
《诸葛亮集》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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