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取荆州以观时变这一战略得以实施，应“归功”于曹操的南下和刘琮的投降，刘琮的投降使一大批有识之荆襄士人别无选择，只得归于刘备，凡被军事上战败的人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投降，一般地说多不被重视，这是历史规律，虽然曹操说过：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但荆州降者除文聘有传，其他人均默默无闻，连蒯越这个他那么重视的人物也没有传，更不要说其他人了。除少数人被曹操高价收买，如蒯越为光禄勋，韩嵩为大鸿臚，邓羲为侍中，刘先为尚书令，文聘为江夏太守，共有十五人封侯，除文聘外均无传，可以说荆州士人，除曹操为收取人心挑选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几个人以外，大部分弃之不用也用不了，他在北方有四州之地，人才济济还无从安排呢。因此有为的士人只能投孙权和刘备。而孙权也用不了，他挑三拣四不甚重视荆州之士（连庞统都只能做个功曹这样的小吏，遑论他人），所以大多数只能归顺刘备。因曹军南下，东吴面临巨大的压力，必然要和刘备联合，对荆州的地盘顾不上，正好任由刘备攻城略地，名正言顺取得荆州，有了地盘，又有士人的归顺，刘备真正成为荆州之主，既无不道德的指责，又得到荆州军民热情的拥戴，因为他在曹军大兵压境之际，明确表示以民为本，“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虽有被消灭的危险，仍带着十万民众一起南逃，这一行动征服了荆州人，习凿齿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慕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他不夺刘琮之荆州，不弃追随的十万大众，一感动了刘表的军队，为以后纷纷归来成为刘备的军队基础，二使荆州士人心甘情愿地投向刘备使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他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战略成果，拿下荆州以此为基础再进取益州。
那么他拿下益州就没有道义上的难题了吗？与荆州情况相同，益州之主也是刘备的同宗兄弟，他为了阻止孙权攻打益州，曾做了表白，《献帝春秋》记“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在这里刘备还从军事上向孙权讲不宜打益州的道理，然后就部署军队阻止孙权军队进益州。在《鲁肃传》里他是从亲情上讲理，“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仍伪报曰：备与璋託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刘备不支持孙权进益州，也是不忍同宗被人所攻，这个态度谁都无法反驳。那么后来刘备打益州又怎么解释呢？其实刘备还是有其道义上的理由的。他不是主动进入益州去打刘璋的，而是刘璋请他去攻张鲁以抵挡后边的曹操的军队，刘备如约进川。刘璋的下属都倒向刘备，张松、法正劝说，在与刘璋欢会之时“便可于会所袭璋”，庞统也认为这办法可行。刘备不同意“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先主传》）刘备到前线打张鲁，并未马上用兵，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虽用心有问题，但于道义上还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第二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讨伐孙权，“权呼先主自救”，这是一个转折点，刘备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回去援救，“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据，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要求刘璋给一万军马及军备，这也在情理之中。但刘璋的愚蠢在这时体现出来了，你要人家为你打张鲁，人家来了，可人家有难，怎么能不帮助呢？“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充分显出刘璋的糊涂，既给了人家，还让人不满意。更有甚者，当张松密信泄露，他做出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不放刘备出关，不让他回去，既愚蠢又不讲道理，一些愚蠢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怎么办？刘备表面上本无谋取蜀中的打算，这是逼他，让他那么干。下边的事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拿下了益州。从这些过程看，很少能指责刘备做错了什么，尤其是在道义上可指责的。
荆州的解决，是有赖于曹操的进攻，刘表的死刘琮的降，使刘备避开了道义的难题，既拿下荆州又没担着谋取同宗州郡的恶名，是刘备在政治上最成功的一次谋划与实践。而益州的夺取，蒙世上的指责最多，尤其是夺同宗的地盘，道义上有亏。可从历史资料上看，刘备也是没什么更多好指责的，也不那么非要担道义上恶名，那是刘璋愚蠢决定给了他机会，而且刘备在统一自己一方思想方面，也完全能说得通，不会遭到官员下属人等的反感，虽然外人会说三道四，那他可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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