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ll>时间:2010-11-08 07:50 来源:未知 作者:<strong>不读书的书生</strong> </small>
天下文学网邀您欣赏 ：<strong>刘备——三国人物形象分析</strong>
《<u>三国</u>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 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 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 (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 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59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 “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 (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 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 “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 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 “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7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 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 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 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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