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亥年拜见冯友兰（2）
徐盈先生和我听了这一番宏论，连连点头说：“真有意思！”
冯先生接着又谈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主流，主流就是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凡是顺应这个主流，向前推进的就成功，如果反对这个主流的就要被推翻。许许多多的变动都像剥芭蕉叶一样，一层层地剥，谁违反主流的就剥下去。现在我们讲‘四化’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主流，‘四化’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后来发生了一些曲折，现在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抓住了这个历史主流，重点工作放在现代化。顺应这个主流，振兴中华是不成问题的。第七册讲现代化，我也准备跟着主流写。”
冯先生认真而严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凡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总得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把那个社会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统一起来，带动起来。‘四个坚持’就是新时期的中心思想。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听起来新鲜，其实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冯先生最后说：“现在从哲学方面讲，还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过去的哲学接通，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医学上的接肢，不是把两部分对上就行了，要把全部血管、神经接上头。现在需要做接头工作，同中国历史接上头。其实有些头已经接了，思想中就有这方面内容，但大家不了解怎样接的，要加以专门研究。我搞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把过去那些血管神经理一理，做接头工作。因此我写《新编》并不是想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之类的东西，那些已经很多了。我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徐盈先生说：“那么，你这种接头工作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