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公孙瓒与袁绍在界桥开战的时候，凭借一篇讨袁檄文，指出袁绍犯有不忠、不孝、不仁、不智等十大罪状，一下子搞臭了袁绍的名声；外加公孙瓒军马雄壮，威震河北，所以冀州的许多城池都望风响应（《后汉书》），占有很大的优势，把一代猛人袁绍整得怕怕的。但短短一年多时间，公孙瓒已经丧失了人心，处在了劣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的主导因素。
导致公孙瓒失去人心的，同样也主要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公孙瓒以军功起家，根据以往的经验，打几场仗就能升一次官，仗打得越来越多，官就做得越来越大。在这种好战喜功思想的主导下，他渐渐演变成为一个好战主义者，走向了一个极端——穷兵黩武。战乱年代，老百姓日子非常不好过，都希望能过几天安稳日子，可公孙瓒让他们深深地失望了。这是失去了下层百姓的拥护。
公孙瓒性格还有点缺陷，贵族子弟要是有才气和名声，他就不爽，把他们困在冰天雪地受苦（幽州比较冷），不但不重用他们，还不让他们有好日子过。公孙瓒这样做有他的依据：贵族子弟和有才气名声的人，我让他们当了干部，他们会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不会感激我。因此公孙瓒重用的人大多是庸才，他认为重用这样的人会对他感恩戴德、死心塌地。这样做又失去了上层人士的拥护。
这几种做法虽然使公孙瓒失去了民心，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至于立即改变局势。
真正让公孙瓒臭名远扬、众叛亲离的原因，是他杀了一个人，一个让他忍了很久的人——刘虞。
自从刘虞被东汉政府任命为幽州牧，成了公孙瓒的同事和上司，两个人就尿不到一个壶里。
两个人的矛盾最初是由工作上的分歧引起的。刘虞是个和平主义者，而公孙瓒是一个好战主义者。两个人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截然相反，刘虞主和，公孙瓒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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