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北总布胡同口，回望着被枪炮声笼罩着的北平，在照明弹的光射下，一向幽静风雅的故都，已是满目疮痍。多愁善感的林徽因，不禁黯然泪下。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故园。华夏之殇，北平之痛，她的心，在国破家亡的同时，亦碎得万劫不复。
彼时，由于北平三面受困，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然后再转水路绕道南下。多年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五岁的梁从诫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临行的那天应是一个特别悲凉的场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在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
到达天津之后，为防不测，梁思成和林徽因将营造学社的研究资料，包括历年来古建筑考察的测绘图稿、图版、照片、底片、建筑模型等，存入了天津租界的英国银行。然后稍事休整，便又乘船到青岛，再由济南、郑州、汉口，前往长沙。在离开天津前，梁思成将发现古建筑的论文和林徽因的信件，一并寄给他们美国的朋友费慰梅，他在信件中附一字条：“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经过近二十天的奔波，总算到达了长沙。他们的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人，也先后来到了这里。彼时，教育部将清华、北大逃亡出来的师生在长沙集合起来，组成了临时大学。金岳霖在致费慰梅的信中说：“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
经过长途跋涉，一路颠簸，身体原本就羸弱的林徽因，刚刚抵达长沙，便一病不起。又恰恰无处可居，长沙城里已找不到像样的房子了。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总算找到了一处狭小的住处。房子紧靠火车站，火车的呼啸声接连不断。原以为在长沙可以暂时躲避一阵子，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彼时的长沙已非安全之地，日寇的飞机随时都会出现。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讲述了他们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在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16米的地方，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设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的玻璃和门窗、格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脸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林徽因这里提到的这个朋友，便是张奚若。张奚若既是金岳霖旅美时的同班同学，亦是林徽因的好友，两人私交甚好。当晚，张奚若从仅有的两间住房中腾出一间，给无家可归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居住。
长沙的秋天阴雨连绵，屋内更是阴冷难耐，这对住惯了北方的林徽因而言，更是一个雪上加霜的灾难。她的病情愈加的严重了，高烧不退，时冷时热。原本纤弱的身体，愈显得单薄。万般无奈之下，梁思成决定继续南行，转战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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