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甲、乙二原则，确为有利益于中国者，丙、丁二原则。若行得其当，则中国与各国皆受其利；若不得其当。则中国独蒙共管之害。前上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书中曾有一节已言及之，其文曰“中国已受共管之实，但尚未得共管之名耳”。此种事实。皆受各国势力范围及门户开放主义之赐，苟无此两种主义，则中国早已瓜分矣。自华府会议之后，又有欧战后机会均等之说，是亦与中国以自图振兴机会之利也。
中国未曾收华会之利益，有三原因。（甲）金佛郎之延宕。（乙）中国无有力巩固之中央政府。（丙）华会后中国内乱频仍，三年之日内，直奉战争三次。
凡国家得以自立与富强，全靠天助与自助。关税会议之结果，能否收其实效，全看中国之政局如何，及对于将来收会议结果之准备如何耳。如中央政府仍旧不能巩固而有力，不能负责整顿，军阀专事内争，社会领袖不能提起真精神指导群众，国民不能牺牲私利共谋公益，则可谓全无准备，毫不自助，决不能收会议之实在效果。
民国之民为国之主人翁。若听凭军阀内争不已，政客捣乱不已，盗匪横行不已，而不图自救，则国将不国，民将不堪其苦，盖主人翁既不自思振作，则国家亦无由振兴也。
中国之社会领袖，负指导民众之责任，极为重大。欲图救国，必唤起群众共为会议结果，能收实效之准备。按鄙人看来，救国之方不外乎下列四途：
（甲）以武力统一后，组织相当之政府。此法为最快，但非有真英雄真领袖人才，不能办到，而此项人才亦不易得。
（乙）增进人民智识并改良政府。此法最慢，恐缓不济急。
（丙）道德之猛省。如设元老院立御史制，以监督指导政府。此法非有道德家不易办到。
（丁）农工商学各界要求警察之增加及改良，并组织自卫团以固民力，而后裁兵。此非有健全之国民领袖不可。
以上四途，以丙、丁二途兼行并进为最稳固、最敏捷、最彻底有力者。若能提倡之则，收效必有可观也。
（载1925年12月18日《银行月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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