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据陆懋德的文章《中国人对于旧有的大学的想象》，他在北京某法大当教授的时候，正好碰到该校选举校长，校方声明，欧美著名法政大学毕业者方可被选，但是选举结果居然是梁启超当选，陆懋德询问参加选举的学生，梁启超不是法政大学毕业的，为什么会当选？学生说，因为梁启超“历任法、财总长，可为同学介绍职业”。可以考见多数学生的心理，原来是冷酷的经济压力造成的。
再者，梁启超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坦陈来清华的目的：其一，“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其二，“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在1927年初夏发表讲话说：
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哪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掸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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