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的伪财政部与日本签订了一个经济协定，上海《国民新闻》报上随即发表社论，谴责订立这一经济协定是丧权辱国，并公然点出周佛海的名字。社论不是胡兰成写的，是他请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陶希圣出逃香港，陶的三个学生武仙卿、沈巨尘和鞠清远却没有追随陶，而是留在了上海，此后又参加了汪伪政府，武在宣传部任宣传指导司司长，沈在伪中央储备银行任副处长，鞠清远则当了伪国立师范学校校长。鞠清远写此社论，基本材料可能就得之于储备银行的沈巨尘。社论虽不是出于胡兰成之手，但与他的想法相合，他是《国民新闻》社长，经他签发，社论也就见报了。
社论刊发当天，周佛海人在上海，一读之后大怒，第二天返回南京向汪精卫引咎辞职，周说：财政部是整个政府一部分，订立经济协定是无奈之事，胡兰成骂得句句有理，不能说不对，为顾全政府威信，他只有辞职。在周佛海蛮横要挟下，汪只得安慰周，然后下令免去胡兰成宣传部次长职。胡兰成此时人还在上海，林柏生写信给他说：汪先生因他是自己人才如此做的，要他回南京当面见汪说明。胡兰成回信说不去，听之任之。
这就是胡兰成所谓他“斗周佛海”的全过程。
这其实根本谈不上“斗”，谈不上地位对等的“斗”，他刚出手登了篇批评文章，周佛海只在汪面前假势抱怨了几句，他就被免去了官职。可见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的权势熏天，胡兰成不是对手，周恐怕也从未认真的将他看作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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