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方面叫嚣，要和，要真正彻底的和，要抓住时机赶快和；另一方面又攻击批评重庆种种劣迹，眼前既尴尬，今后更难办，想真正彻底的和也难。对内，他这是挑拨，对外，则是献媚，主要说给日本人听，意思是重庆既有如此多劣迹，所以不可能真正的和，彻底的和，要真正彻底的和，还是我们的汪先生。这也恰好迎合了日本近卫内阁早先说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其实，重庆若真要和，直接与日本打交道，也就没汪精卫的戏了，汪以及汪派这干人马也就给干晾在香港和河内了。
这些话，汪精卫自己自然不便说，汪集团中的其他头面人物也不愿自辱身份地公然说，只有胡兰成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可说、敢说和全无任何顾忌地说，他算是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地方显露身手了。
不说其他，单是他文章的题目就跳，就恰如其分也委婉曲折地表露了汪精卫此时的心态。据说，他汪精卫是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样的心思出逃河内、倡导“和平运动”的，他是唯恐天下国人不理解不原谅，他此举是为国为民自甘忍辱负重的，他是为顾念天下的苍黎百姓在百般困难才去寻找其他出路的，继续战下去，难，可谈和，又何尝不难？“战难，和亦不易！”可说道出了汪的心声。
短短一个月，胡兰成就写下了十余篇文章。如此高产的频率，他保持了整整一年，一年仅收集在册的文章就有一百〇四篇。他用文章为汪精卫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终于用文章为自己的腾贵显达开出了一条路。
两个月之后，汪精卫秘书陈春圃到香港约他见面，交给了他汪的亲笔信，信开首就说：“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真是今非昔比，仅仅几个月之前，陈春圃和曾仲鸣到香港他还见不上，此番却是汪“亲笔”致函“致敬”。过后没几天，更为显赫的场面出现，陈璧君到香港，亲自召见了他，亲切关问，抚慰有加，当即将他六十元港币的薪水提升为三百六十元，另外再加二千元机密费，并狠狠责备林柏生埋没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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