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从桌上拿过一本《日本评论》：“达夫，刚刚读了你的《日本的娼妇与文士》这篇文章，才晓得佐藤春夫的小说《亚细亚之子》是以我们为模特写的。把你我丑化成了坏蛋和汉奸还不说，甚至还影王映霞，真是可恶！”
郁达夫说：“在上海时，佐藤见过映霞一面，我曾经还敬仰过佐藤，真是可笑！一到中日交战的关头，日本文人的丑态就暴露无遗了！五月间的时候，见到他的文章，把我气坏了，当时就写了这篇文章回击。”
“好，写得不错，标题也好极了！”郭沫若满意地拍拍膝盖，语重心长地，“达夫，你是一个天赋聪明的人，也很有进取之心，如果你的进取之心得不到施展，那是应该归罪于社会与环境的；只是你在自我暴露方面非常勇敢，但个人感情有时太敏感，太脆弱，甚至有点神经质，这也许是写小说的有利因素，可如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却有弊无利。国难当头，希望你莫被男女之情拖累了，这方面，我也是深有体会的。”
“知我者沫若也！”郁达夫颔首，“映霞是回来了，只是怕许绍棣纠缠不休。”
“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团结抗日无利，用在家庭生活方面，倒是十分得当的，只要你俩互相信赖，精诚团结，外人是奈何不得的，俗语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郭沫若话锋一转，“许绍棣那里你也不必过于担心，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他有了新欢，说是快要结婚了吧？”
郁达夫如释重负：“是么？那就好！”
两人正聊得起劲，窗外响起了急促凄厉的空袭警报。
“日寇又要来轰炸了！我们到地下室躲避一下！”
郁达夫跟随郭沫若匆忙下楼，钻进地下室。地下室潮湿阴暗，很多军官拥挤在一起，充塞着一股霉味与汗味。郁达夫与郭沫若蹲在一个角落里。有人高举着一盏马灯。外面隐约传来轰鸣的爆炸声。
郭沫若问郁达夫：“局势越来越吃紧了，看来武汉也不得不放弃了。你有什么打算？是随我撤往重庆，还是……？”
郁达夫想想说：“陈仪几次来电，如果武汉沦陷，要我仍去福州任职；孙大可也来了信，说《星洲日报》想邀请我去新加坡，给他们写时评，编副刊，我还没拿定主意，还要看映霞的意思。”
郭沫若点头：“嗯，去新加坡不错，既能利用你的声望在华侨中扩大抗日宣传，又能发挥你文学上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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