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本书传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又由于本书传主身为朝廷重臣和儒教的忠实信徒，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本书传主就成为强悍的卫道者。总其全人，本书传主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在本评传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们稍稍离开本书的内容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体西用”是处在中西文化大交汇时期部分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说到底是不科学的。今天，在我们评论中外文化的关系时，其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又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有科学价值的各国人民的创造性成果，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事业。再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外文化的关系，就大大地落后后于我们的时代了。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①《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②张盛藻奏折。《洋务运动》（二），第29页。
③倭仁奏折。《洋务运动》（二），第30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97页。
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①《严复集》第3册，第66页。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
②《欧阳萼致哀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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