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可见，冯、王、梁诸人，虽然也声言“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谓的“中体”，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企图返回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之弊。他们心目中的“中学”，就其历史阶段性看，重在先秦，而不在秦汉以后；就其文化内涵看，特别借重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从而为其政治制度改革张本。
与近代新学家们不同，张之洞的“中学”观则另藏意蕴，他强调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正在运作的历史内容，也即“近古”之学。这种近古之学是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依据。张之洞反复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三纲”说，正是秦汉以降宗法一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与先秦的文化原典精神相去甚远。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一再申述的“三纲”之说，出于《礼纬》，《白虎通》引之，董仲舒论证之，朱熹发挥之，都是后儒之作，而并非儒学原教，所谓”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这种剖析，对张之洞以“三纲”说为核心的中学观，以及整个“中体西用”论，无异是釜底抽薪。
张之洞中学观的特点在于，有意抹煞远古（先秦）至近古（秦汉以降）中学性质的变迂。他宣称：“我圣教行中上，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①。请特别注意，张之洞在这里有意在“五帝三王”与“汉唐及明”之间，略去在中华文化史上虽然短暂但却有极端重要意义的“秦”一段，大而化之地将“政教相维，古今之常经”认作“中学”古已有之的文化精髓，从而掩饰他以“近古”（秦汉以降）的政治、文化一统作为“中学”实质与重心的用意。在张之洞看来，“中学”或曰“旧学”的根本价值，绝非三代的远古民主遗风和百家争鸣学术空气，而在秦汉以后千年不绝的君主制度与儒家文化一统格局。“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不过虚文，“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②才是枢纽所在。这便是张之洞与冯桂芬、王韬、粱启超等人“中学”观的分水岭。也正是由于这道分水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才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守旧文人的喝采，同时又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和唾弃。
就政治分野来观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的“中体西用”更现出历史的惰性，也更符合中华文化在清代的现实面目。在张之洞生活的年代，现实生活里的“中学”，不折不扣就是秦汉以降建立在君主、文化一统基地上的观念形态，而远古民主遗凤及”和而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文化气息，早已退隐衰微。梁启超等人走“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曲径意在否定秦汉以至明清的制度和文化大一统，争取一种近代性的跃进，其思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倡导古希腊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张之洞的中学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中学观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
从哲学思想而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意旨出自《周易》关于易道包含“变易”与“不易”两义。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不可变易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中学为体”的理论依据；法制、器械、工艺是可以变易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一层面可以“以夷变夏”，故尔应当“西学为用”。这种从“变易”与“不易”的双重理论出发的“中体西用”说，依据的是不彻底的发展变易观，触及到文化内核部分，便陷入僵化静止。
②《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②《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序》。
③④《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②《〈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公黜徙》，光绪十年江西刊本。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②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1册。
③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同上。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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