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认识到“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制乃常宗”，如何协调“新学”与“常宗”的关系，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及其转换处理得更融洽、自然一些，是张之洞时时萦怀于心的绝大题目。他于此进行的若干辩证思考，其主观目标，无非是想在“开新”与“卫道”的两难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统一。
从一般意义上，张之洞是主张弥和新旧之见、融通中西之学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报中声称：
鄙意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须化新旧之见而已。……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未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保。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敝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截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穷。游勇叛民，会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五字。①张之洞主张，新旧学术，应予会通。《劝学篇》专辟《会通》一篇，陈说此义，以图化解畛域之见：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为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为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柄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
“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各有其片面性。“守旧而不知变，则为迷复之凶；喜新而不知本，则为大过灭顶之凶。”①“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②。之洞认为，为了救世道，正人心，务当承认新旧之学各有短长，“惟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若运救世，但当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非快事便宜事，何为反攻之乎？”③当然，张之洞主张会通中西、新旧之学，并非不分主次，等量齐观，而是始终将中学、旧学置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将西学、新学置于次要、辅助的地位。《劝学篇》专设《循序》一篇，阐述这种主从关系。之洞认为，治学者必“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通中学是通西学的必要基础和根本前提。“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①为了确认中学的至尊地位，同时化解“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过程中必然遭受的传统阻力，张之洞力图论证“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他爬梳典籍，采摘要义，与西学、西政相附会：
《中庸》讲尽物之性，是西学格致之义；
《周礼》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
《中庸》讲山以宝藏兴，是开矿之义；
《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
《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
《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论语》讲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周礼》讲利者使阜，是商学之义：
《论语》讲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左传》讲仲尼见郯子而学，是赴外国游学之义；《吕刑》讲维貌有稽，是讼狱凭中证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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