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的文化观（2/2）
《劝学篇》一进呈，立即以其“会通中西，权衡新旧”②的表层公允形态和“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③的深层用心而受到最高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一致赞誉。光绪帝称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也深加称许，遂以上谕形式下令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部，“颁行天下”，“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不仅如此，连洋人也来捧场，认为《劝学篇》标志着“长时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同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于纽约出版的《劝学篇》英文译本，甚至还加上《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
这一切无疑大大助长了《劝学篇》的声势，从实际效果上突出了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加上张之洞本人在“中体西用”说的物质实践基础——洋务运动中超越前人的建树，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说联系起来，视他为这一文化思想的集大成式的代表人物。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功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教务杂志》载伍德布里奇译《劝学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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