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仲孙湫来，讹为庆父，鲁人何为冠以齐。
一、左氏葬我小君敬赢，公羊经学以音近，讹为顷熊，遂造为娶楚女之事。
一、齐人执单伯.又执子叔姬。公羊不知其事实，见男女拉彼执，造为单伯与子叔姬道淫，可谓出辞鄙倍。
一、归于为罪未定，归之于为罪己定，不知其义。
一、赤归于曹，郭公。公丰误读为一句，谓郭公归于曹，不辞。且寓公又何得言归。
一、卫石恶与会，释之日恶人在此矣。如此说经意，真何解颐也。
一、公羊自云名从主人，乃于仲孙何忌作仲孙忌.魏曼多作魏多，不以为脱文，而以为讥二名。
一、全经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绝句（公、谷两家后师说春王两字怪谬百出皆由此起）。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劭公创造坿益者尤多，姑不具沦，此外迂曲刻深不合于理者，不可胜计，已为郑君所驳，杜征南所纠，乃后儒所不取者，亦不具论。
以上可见，之洞对今文《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虽然言词极为尖刻，然从学理上考究，亦具有缜密笃实的特点。这既得力于先师的训诲，本人的攻读，也与他的性格、学风相关。辜鸿铭评骘之洞：“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①之洞对于公羊学的批评，恰证辜言之不诬。
晚清今文经学不同于西汉董、何之学及清中叶庄、刘之学的重要区别，在于龚、魏、康等人并非纯然的学问家，而是呼唤风雷的社会改革家（当然龚、魏与康又有程度不同）。因而晚清令文经学又具有大不同于董、何之学及庄、刘之学的“经世”特色。龚自珍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而要“通乎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②康有力更明白申言取公羊三世说的真用心：“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因而他在阐发引申经义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②而之洞反对今文经学，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学术本身，对于龚、魏、康等人的“经世”倾向，则并无微词，而且他本人也是学术应经世以致用的积极倡导者③。他尤不满于龚，康等人的，在于其“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④的学风⑤，这正是占文经学派“我注六经”式“朴学”风格的典型反映。有人曾向梁启超问及张之洞为何反对“孔子改制”说，梁答曰：“学派不合”⑥。梁所称“学派”，即今、古文经学派，而非维新派、洋务派之谓也。
③经学研解的对象，起初仅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后来经历代不断增列，由唐代九经、十二经，到宋代，衍为十二经，即《诗》、《书》、《易》、《周礼》、《仪札》、《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唐]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
①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③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公孙禄斥刘歆语，见《汉书·王莽传》。
①②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一，二十，二十二。
④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见《毗陵庄氏族谱》。
⑤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⑥《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⑦《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三。
⑧《春秋公羊释例序》。
⑨庄、刘隶籍江苏常州，故得名。
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①见《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经引者所加。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翩翩佳公子》。
②《龚自珍全集》第114页。
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26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③关于此，本章有专节讨论，此处从略。
④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九章《人物及其价值》。
⑤梁启超对龚、康也有类似批评，他评龚”浅薄”.病康“武断”，语见《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二十三。
⑥《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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