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同上，《答邵二云书》。
③ 《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见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湾远流公司出版103 页。
① 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卷一《节性斋主人小象跋》。
② 《揅经室一集》卷十。
③ 《中国早期思想启蒙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578 页、583 页。
唯物主义、《正名》的类逻辑、名学逻辑与戴学的唯物主义，“ 密严瑮”的逻辑思想理应是一脉相承的，而当与思孟学派的内省的唯心论和孟柯的无类比附逻辑无任何共同之处，不能不说章氏析戴入木三分，是透过表象看实质的真知灼见。《章氏丛书》中评论戴学有数十处，其中最著名的有《检论·清儒》、《大炎文录初编·释戴》。《文录》中另有《思乡愿》上下两篇，以宋儒程朱为乡愿（同流合污的伪善者），文理逻辑一系于戴氏《疏证》，如说程朱理学“兼之老聃也，偏得之孙卿、庄周也。”文中痛斥程朱“矫情”，批判攻戴的方东树之流“不悟”，是“猥俗之论”。
戴震为阐发新理学，认定《疏证》不得不作。思想理论上的分歧是无法随便认同和调和的，加之学术见解上的一些分歧，几使戴震失去了同仁间的全部理解、体谅和支持。一代思想先驱在封建文化代表麇集的四库馆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连早年的好友纪昀、朱筠等无一不疏远他、冷落他，只有远在外地的段玉裁仍是他学术上心心相印的知交和朋友。面对冰冷的世界，戴震曾书写古诗条幅以鸣志：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象肃清高。三分割据纾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生涯岂料成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今日龙钟人共弃，愧君犹遣慎风波。
落款为“东原戴震”，笔务雄健老辣，可证为戴氏后期所书。第一首为杜甫在大历元年（776 年）写于夔州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五①。诗中咏诸葛武侯盖世之才，然壮志不酬，汉祚难复。第二首是刘长卿的《江洲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②，大约是刘氏于唐肃宗至德三年（758 年）被贬南归之作，诗中感慨世事沧桑，人生浮沉，只有寄情山水，方可离弃忧患，免于自叹。
① 《杜诗引得》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473 页上、下栏。又见《全唐诗》第七册中华书局版2511 页。
② 《全唐诗》第五册，中华书局版1563 页。
为躲避周围的风霜刀剑，戴震搬到冷僻的范氏颖园去住。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说：“北官园范宅在海岱门之西，前门之东，更远人迹。”乾隆三十九年（1774）4 月24 日给段玉裁的信说：“仆足疾已逾一载，不能出户，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仆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此正人心之要。”这里，戴氏把“乞假南旋”和论《疏证》紧连一起，不是偶然的，戴氏不会不认识到晚年的不幸就是《疏证》闯的大祸。同年5 月21日给段玉裁的信说：“归山之志早定，八月准南旋。”不料这是与段玉裁的永诀之书。按章炳麟的说法，戴震的早逝，与《疏证》给它造成的不幸直接有关。章说：“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于泯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无故耶？”①从章炳麟开始，戴震哲学才进一步为人所注意。“五四”运动时，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有不少人以戴震作为反封建的一面旗帜，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探求戴震思想发展的轨迹及其渊源。胡适认为，颜元、李塨“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命”，并没有触动程朱的尊严，而至戴震才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摧毁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胡适早年对戴震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容否认。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则盛赞戴震“《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并说：“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①梁还说，戴震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②。梁启超的评价，虽与当时的反封建的现实需要有关，但基本上符合戴震哲学的实际情况。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破裂以后，胡适等人逐渐为资产阶级右翼，鼓吹戴震奠基的考据学，引导青年“整理国故”，则又当别论，它已完全不属于戴震本人。孙叔平教授曾说，戴震在“五四”运动以前对封建礼教提出了“最勇敢的抗议”③。从其新理学哲学的内在逻辑，思想内容和批判锋芒看，这一评价是并不过分的，从戴震哲学的渊源的纵向追溯和横向几乎荒漠的共时比较看，这一评价仍是恰当的。思想史家杜国庠称《疏证》是“近三百年的哲学杰作”①，殆亦谓此。我们注意到，对戴震新理学的认识与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历史按照荡涤封建礼教、恢复人性尊严和自由的必然性逻辑奔腾不息。曾几何时，、四人帮重演“以理杀人”，但终究被席卷以去。历史反复证明，曹雪芹、戴震、章炳麟、鲁迅诸思想先驱批判封建礼教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虽各自打上不同的时代烙印，但至今尚未过时，当戴震愤怒地控诉“以理杀人”时，武器的批判已经发生，例如1774 年有山东充州清水教王伦起义，1775 年已有白莲教秘密组织。洪亮吉（1746—1809）和章学诚都说“官逼民反”。《疏证》问世后七十余年，中国大地上就发生了扫荡封建礼教，宣传平等自由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场面是诸合力的作用，历史的前进往往是进步势力反抗腐朽势力的阶级斗争，而其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构成则应是诸进步势力的合力。戴震，这位来自皖南山区的贫苦农民的子弟，为演出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悲壮活剧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新理学哲学思想成为绵延几个世纪的诸进步势力的合力中不可小看的一股力量。
① 《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中华书局1954 年单行本31 页。
② 梁启超《戴东原图书馆缘起》，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五册。
③ 《中国哲学史稿》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17 页。
① 《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见《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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