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

    戴震在文字学、古音学、今音学、训诂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前面将这些对象括之为语言解释哲学以探求戴震哲学思想之一贯时，已不同程度地谈到它们的具体成果。文字、音韵、训诂作为其原属的门类科学：语言学，又应如何看待呢？这里，挚其对汉语语言学说的建构以统文字、音韵、训诂的成果。

    戴震对汉语语言学说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这八字诀，是对汉语传统语言学说的总结。汉语传统语言学（有人称之为语文学）从先秦《尔雅》至明末《通雅》，中经《说文》、《方言》、《切韵》系韵书等，可谓音学、义府，以字形为主的形态学并臻。东汉许慎继承前人成果，提出了文字学理论“六书说”，“六书”是识字基本功，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而文字又是“前人所以垂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①。语言文字的基础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初识字，一是通经义。许慎的“六书说”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仅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是理论指南，甚至成了批判的武器。例如元代戴侗运用他的既包括象形、指事等六书，又包括文字本身的广义六书说，亮出过批判宋儒空谈义理的旗帜，他说：“注疏未兴，经义常明，注疏日繁，经义日晦，非经有明晦，学者不知六书故也。”②戴侗著《六书故》，自称“是编大旨主于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无不明。”《六书故》还明确提出过“因声求义”，后来成了清儒的法宝。戴侗也有许多严重失误，但正如唐兰所评价的，“他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以后，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③。明末方以智《通雅》继承了戴侗的“因声求义”，明确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④，“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⑤的正确主张。以上种种，不管是纯语言文字学的学说，还是语言文字和辩明经义相结合的主张，都成为戴震“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学说的汉语语言学史渊源。

    这八字诀正处于传统语言学说向近现代语言理论过渡的交汇点上。戴震八字诀说对近现代语言理论的呼唤和草创，八字诀无疑可解析成三段两级：字一辞一道，字一道。

    字（词）是戴震语言学说的逻辑起点。戴震1745 年写的《六书论序》正是从“初识字”和“通经义”两个方面叙述文字的作用的。初识字：“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通经义：“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①和许慎《说文叙》论文字两个方面的作用相契合。

    关于“六书说”，戴震最突出的贡献，除正确地维护许慎“六书”说的科学地位，视作“纲领之正”，力排“诸家之纷紊”以外，要数六书体用二① 许慎《说文解字叙》。

    ② 戴侗《六书通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226—8页。

    ③ 唐兰《中国文字学》1981 年上海古籍版22 页。

    ④ 《通雅》卷首《音义杂论》。见中国书店1990 年影印本30 页下栏左。⑤ 《通雅》卷六。见中国书店影印本73 页下右。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7 页。

    分说。戴震把前四书叫做造字之体，后二书叫作用字之用。体用这一二元对待范畴，为我国所固有。《易 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颖达疏：“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既有形质，可为器用。”王弼《老子注》则声称“体用一原，”以“无”为本体，以“无为”为作用。范缜则以“体用对待”宣传他的神灭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用，犹刃之利。”这里的“质”显然就是“体”。戴震在接受西学后，以唯物论的明白无误的体用对待之说分析六书。表现了惊人的智慧和对传统语言学的深邃发明。戴震的六书四体二用说，为晚近语言学家黄侃所首肯。黄侃说：“戴东原云：象形、指事、象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察其立言，亦无迷误，盖考，老为转注之例而一为形声一为会意、令，长为假借之例，而所托之事，不别制字，则此二例已括于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之中。体用之名，由斯起也。”又说：“转注者，所以恣文字之孳乳；假借者，所以节文字之孳乳，举此两言，可以明其用矣。”①古代汉语一字多为一词。既把转注、假借看作文字之用，又进而视转注为词义训释。戴震说：“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②转注即词义互训一说，为大弟子段玉裁所宗，成为段氏著《说文注》的条例发明，段氏借此创通许书条例，段注“下”字下注：“许氏解字多用转注，转注者，互训也。底云下也，故下云底也，此之谓转注。”《说文注》是清代语义学的高峰，戴震六书体用二分说及由此引发的转注互训说，是建树这一高峰的一基石。诚然，作为独立于训诂学、音韵学以外的严格的文字学学说，六书体用二分是否许慎六书说本意，转注即互训是否成立，都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汉语史字、词难分，文字形义学和词义训诂难分，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结合和渗透不能不是古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在文字形义和词义训诂的结合上，戴震的六书体用说和转注互训说发挥了字义，亦即词义解释的威力，戴震的学说是清代语义学的重要理论建树，戴震是清代语义学的拓荒者。

    清儒中最早提出“因声求义”并作出应用示例的是戴震。如前所说，戴震的“因声求义”是对戴侗、方以智等传统学说的继承。因声求义是清代语义学的利器和法宝，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都曾将这一原理的应用推于极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词义学成就，戴震及其晚进的“因声求义”超越前人之处，就在于有古音学成就为检测系统，戴氏更有转语说为依傍，故能把“因声求义”推向新的高峰，戴震本人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完成这一古代应用语言学说的理论建树的。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一声之转??以转语之法类推??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①考其史序，乾隆十二年（1747）戴震著《转语二十章》，认为既有《尔雅》、《方言》、《释名》，可从历史语言学推释词义，词源，但都从意义入手而终止于意义，故戴震逻辑地发现，“以为犹阙一卷书”，那就是言古音系统的内在结构原理的转语，故“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①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77 至78 页。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4 页。

    ①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5 页。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乾隆十二年（1747）的转语说，虽然不是直接讲破通假字的，但实际上是清儒“因声求义”说之方法学的基础。至于戴震古音系统九类二十五部的划分，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系统阐述“因声求义”提及的“一声之转”，显为古韵分部和古音系统的术语。因声求义并以确定的古音系统为检测，这是代表汉语历史语言学的最高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