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①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令安徽毫县）、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 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朱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于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未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于此，欲后悔之，亦无及也。殿下德冠字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① 据《晋书》本传，羡与王洽齐名，曾拜义兴太守、建成将军、吴国内史。 升平二年（公元358 年）卒，时年三十八。（公元320 年生，晚王羲之十七年而 生；早王羲之三年而卒；羡卒年同王洽，生年早洽二年）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析理透彻，充满激情，切中时弊，抨击了朝政，在当时是很危险的。然而，他从大局出发毫不顾忌，"取怨于执政"仍"尽怀极言"，这不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军政才能，而且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大无畏的精神情怀。
王羲之的书札为殷浩所发，可谓仁至意尽，情真意切，"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①。此时吏部尚书王彪之与王羲之持相同意见，也认为殷浩妄动失策，立即上疏："弱儿等（雷弱儿、梁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会稽王司马昱将忠良的建议放置于一旁不论不议，继续支持这劳而无功的北代，而殷浩求胜心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于永和九年（353 年）将北伐付之于行动，结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败涂地，损兵折将，阵亡和被俘者达一万余人。事后会稽王后悔莫及，感慨地说：王彪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实真正的人才要数王羲之。殷浩再次失败给桓温以口实，故桓温上疏列数殷浩之罪状，结果殷浩被废为庶人，徙东阳信安（浙江金华）①。古人云，"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②殷浩的最终结局对于王羲之来说，不正如此吗，有人根据王羲之对殷浩北伐的态度得出结论，王羲之对北伐持消极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过祖逖、庾翼的北伐外，还有一例可证，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温北伐，取得局部胜利，当时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了，他仍十分关切战事，对胜利充满信心和喜悦：恒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着，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王羲之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他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复中原之志，之所以反对殷浩北伐是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不具备。一旦条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战果，他自然兴高采烈。在重大问题面前不凭一时感情冲动做出决策，才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败"的结论，最后北伐果然以失败而告终，这预测的准确性，可谓是神机妙算。然而这绝不是偶然的碰巧。战争胜负是冒险、碰运气还是预先可以测知，当然是后者。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必胜乃战"，"善战者??见胜如见明；其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开战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测知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太阳、月亮一样。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像以水灭火一样有把握，善战者总是在看到必胜后再出战，贸然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对北伐的准胜谁负看得很准，他是经过一番调查分析，才得出结论的。他认为北伐战争"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①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
① 《晋书·殷浩传》。
② [汉]朱孚：《与彭宠书》。
③ 王羲之：《破羌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今外不宁，内优已深"，北方中原地带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军事力量不可低估，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侵犯江南。"内忧已深"内涵极为深刻，许多事实不能细说，只能心照下宣。"内忧"一般说来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深"。内部矛盾尖锐，问题很多，大有积重难返、病人膏盲之势，军败于外，资竭于内，大臣们担负内外的重任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更谈不止深谋远虑，而国君对忠言嘉谋弃之不用。
朝廷争权夺利，桓温与殷浩视为死敌，严重不和，互相牵制。桓温想独揽军政大权，谋取皇位；殷浩想借北伐取胜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他刚愎自用，缺乏军事才能，不善于用兵，第一次北伐损失惨重，"遗黎歼尽，万不余一"，元气尚未恢复，又再度举兵北伐。东晋是进攻的一方，"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利因素。而北方领土辽阔，进退有很大 的余地，相比之下，东晋所占地域就此较狭小，"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①。"因循所长，以固大业"②，这里的"因循所长"，是指的东晋的地理环境，就是说东晋的地理环境仍有优势，江淮是天然屏障，对守势极为有利。
在"内忧已深"的情况下，想诉诸于武力，解决"外不宁"是很难实现的，诚然历史上曾有过"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但这种情况是有前提的，它不仅在于"独运之明足以迈众"，而且"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现实与历史上的"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情况不同，岂能"求之与今"。③据此，王羲之认为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他提出"保江"（又称"保淮"）的战略计划：以江淮流域为根据地，把徐州、商丘的兵力拉回来，这样可集聚在安徽合肥、焦郡，江苏广陵、河南许昌的力量，等待时机发动进攻。"保江"策略源于王导的思想，那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这是置中原于度外，忘仇忍耻。事实证明，不审量彼我，盲目采取军事行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审量彼我就是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这是许多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必须对"彼""我"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只有审量准确，结论才可能正确无误。人的认识正确了，战争的战略才有可能正确。殷浩对王羲之的对敌我双方的分析和建议置若罔闻，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王羲之对北伐后果一语中的的分析预测显示了他的正确思想。
王羲之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了解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研究得也不够。明代洪应明在《容斋随笔》中列举了王羲之对北伐的真知的见后，不胜感慨他说，"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洪应明的话是符合实际的。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晋书·王羲之传》。
③ 《晋书·王羲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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