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评传

    穆帝永和十一年（355 年），三月初九这个吉日，王羲之独自走到那杂草丛生的他父母的墓地，向双亲亡灵陈词告誓，他将离开官场，绝禄退隐，他说：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夭，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儿。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皎日！后来王羲之把上述的一番话书写下来，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告誓文》，《告誓文》情感真挚，诚恳动人，在自谦自责的背后隐藏一种无可奈何、十分忧伤的情绪。王羲之从秘书郎起家到弃官退隐，经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怎不感慨万千呢？

    对于王羲之辞官，史家、研究家多有分析，见仁见智，但不外乎以下几方面：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其形势极为不利。当时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攻克了成都，一举打败了成汉国，一时名声大振，其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荆、扬是当时的两大重镇，荆州位居长江上游，对长江下游的扬州、建康威胁很大，皇帝惶惶不可终日，故将殷浩拉做自己的亲信，并委以重任，让他掌握扬、豫、徐、兖、青五州的军事大权，以防桓温不测。在这种情况下，殷、桓矛盾日渐尖锐，桓温原来与王羲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由于上述矛盾，桓温视王为殷浩的亲信、党羽，这对王羲之是非常不利的。

    桓温军事力量的强大对殷浩触动很大，殷浩求功心切，不顾主客观条件先后北伐，每次北伐，王羲之都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会以失败告终。可是殷浩根本不加理会，王羲之预感到"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结果都被王羲之言中，特别是最后一次，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大败而回。此时恒温乘机上去弹劾殷浩，结果殷浩被贬为庶人，告老还乡，整天在家书写"咄咄怪事"四字。王羲之在《与孔彭祖帖》叹息："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无也。"《增运帖》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他深深地感到人微言轻。"皆谓尽当今事，宜称，好仗义直言，朝廷自然不喜欢他。

    王羲之辞官一个直接的、公认的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关于王述，《中兴书》曰："述清贵简政，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世说新语·忿狷》说：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① 《晋书·王羲之传》。

    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害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履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可见王羲之是很瞧不起王述的。

    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在王羲之为临川太守时，王述只是一位县令（宛陵令），然而，现今王述成了扬州刺史，扬州不但是个大郡，而且是京城所在地，此地的刺史非同一般，其官位大大高于王羲之。会稽属王述管辖，王述来检查会稽刑政，竭尽苛求，王羲之疲于课对，甚为、满，引为奇耻大辱。他曾要求朝廷将会稽改为越州，与扬州并列而不在王述权威之下，结果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给他人以笑柄。王羲之气愤之极，甚至拿儿子出气：吾不减怀祖（王述），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坦之为王述子，当时被誉为"江东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