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萨特而言，与的决裂是个几乎不堪承受的打击，这也使一直追随他的波伏娃和其他朋友陷入了迷惘。这意味着加缪和梅隆-庞蒂是真理的预见者，而萨特不久前才写出来的《人与和平》只是一种虚幻。毫无疑问，右派将更加理直气壮。萨特细细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苏联领导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当今人类的惟一希望——虽然它在苏联所形成的现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经不那么纯粹了。萨特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构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呢？为此，他与反对他的人进行频繁的讨论，与流亡到法国来的波兰知识分子一起探讨。如何从内涵上复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表面上加以修改，这成为以后几年中萨特思考的核心问题。
和往常一样，现实斗争的失败再次使萨特回到他的哲学思考上来。怎样才能从内部激活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哲学更具启发性和可调节性，而不至于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这一问题事实上与萨特自从在政治上向靠拢以来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相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从50年代初起，萨特开始重读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不断探索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试图在哲学上把自己那种从主观性出发的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综合起来。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萨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
萨特一直感到自己的思考还不成熟，因而不曾动笔，这时外部的助力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这一年，萨特的戏在华沙上演，他与波伏娃应邀访问波兰，波兰杂志《克拉科夫》的负责人利索威斯基约请萨特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文章 。这篇文章使萨特一发而不可收，他感到只有写一本书，才可能较为清楚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1957年底开始，萨特忘情地撰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次，萨特的创作状态使波伏娃大吃一惊。平时写作时，萨特总是写写停停，写完一部分后总要回头看看，思考后再作修改，有时会把不满意的那页纸撕碎，从头再写。这一次，他的写作速度快得吓人，他总是一连几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就翻过去，从来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内容。然而即使他的笔迅捷无比，还是跟不上思考的进程。为了保持这种速度，萨特常常一边写作，一边嘎吱嘎吱地嚼兴奋剂胶丸。开始他只嚼少量几粒，接着用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每天的剂量竟达到20粒——整整一瓶！
“安非他明使我思维和写作十分快捷，至少达到我正常速度的3倍，而我正需要加快速度。”20年后他这样说道。
每到傍晚，已经连续伏案工作了10个小时的萨特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笔来。由于全部的注意力松弛了下来，萨特看上去有些迷迷糊糊，说起话来含混不清，颠三倒四。晚上，萨特无法继续工作，总是呆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里消磨时光。当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时，他就开始语无伦次了。“就喝这么多吧。”波伏娃这时总会从他手中拿过酒瓶。“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松放松。”已经涨红了脸的萨特十分固执，波伏娃只得违心地替他倒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第四杯……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波伏娃试图与他争论，然而无济于事，而且吵架只会增加萨特的疲惫。可是，也不能眼看着他自我毁灭呀！波伏娃心如刀割，却又实在无计可施。有两三次，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把酒杯在厨房里的瓷砖地板上摔得粉碎，泪如泉涌。好在《辩证理性批判》很快便完成了。
不同于一般哲学家的作品，引经据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后有结论，这部著作在体裁和文字上可谓随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长很长，句子多是长句，有时一个长句竟占去半页之多，另外，萨特还在其中插入了许多自己创造的新术语、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与虚无》来，《辩证理性批判》更让普通读者难以卒读。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通过“批判”，把存在主义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一种尝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受到“偶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了教条主义。萨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迟钝性”与“先验性”，提出惟有“人类的创造性”和“个人的主观性”才能作为客观性的两个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会和历史。最后他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一方面接受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应用精神分析学分析作为整体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创造性，为其辩证法提供坚实的依据。
《辩证理性批判》代表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一个阶段。他自己在晚年对这部书作出评价说：“《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人完全歪曲变质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晚年的萨特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赞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中的主要方面，如阶级斗争论、剩余价值论等是站得住脚的。只是当时的苏联过多地吸收了其中的权力哲学，因此让他困惑不已。从青年时期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到中年的批判性地接近马克思主义，到晚年的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它，萨特走过了一条日益向靠拢的道路，这同时也是萨特自己的哲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存在与虚无》主要是借助于对行为的分析，从心理和道德两方面考察人类的异化；而《辩证理性批判》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补充了这种异化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从而使存在主义理论更完整、更合理地说明了被异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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