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中，萨特所无法苟同的是斯大林的高压统治、苏联的反犹太主义、布拉格审判等等。当右派作家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指责萨特不对斯大林的反犹态度表示谴责时，萨特答复说，他会选择自认为合适的时机这样做。萨特也逐渐认识到，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到来的，但资产阶级政权想使自己永世长存，而马克思主义却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暴力不过是一个新纪元在儿童时期的疾病，人类必须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备真正的人道主义——萨特重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试图朝马克思主义方向扩展他的哲学，但并不抛弃他自己的原则和目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的实践，萨特和波伏娃应邀来到中国，作为期45天的访问。
1955年9月6日，萨特和波伏娃抵达北京机场。这是一次奇特的访问，因为双方都互不了解：萨特和波伏娃是第一次来到远东，中国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中国人对萨特和波伏娃也知之甚少，因此交谈很难深入下去，往往是在寒暄了几句后，便转向了天气或烹调。但当两人在中国人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上海和沈阳的街道时，那种美妙、新鲜的感觉弥补了这种相互的不了解。
正处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使萨特与波伏娃大为震动，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贫穷、饥饿、流行病、婴儿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随着革命而来的问题。最让他们钦佩的是：从新生的政界、杰出人物到工人，艰苦朴素蔚然成风。不过，萨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体会到了当贫困困扰着6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
看到中国人民是以怎样深切的急迫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萨特感慨万千。11月2日，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了萨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后，萨特打算撰写一篇关于他最近访华的研究性论文，然而新的时局使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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