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冷战的形势迫使萨特和加缪无暇再关心存在主义的命运，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和苏维埃问题上来，他们之间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勉强，关于政治、道德、叛乱、革命等问题的争论一触即发。一天，当加缪大声批评梅隆·庞蒂的新作《瑜珈信奉者与无产阶级》，指责他为莫斯科方面辩护时，萨特忍不住走过来帮梅隆说话。加缪用一种大失所望的眼光看着萨特，“怎么你老是调整自己来顺应时势？”说了这句话后，他拔腿就跑，并把门甩得砰然作响。萨特连忙追出去，但他不肯回头。从这天起，一对好友断绝了往来。
“我总是与自己作对。”萨特曾经这样说。当萨特上下求索的时候，他有时是盲目的，但他总坚持开放自我。当他找到了认定的方向时，就毫不犹豫地否定旧我。而加缪倾向于把自己包裹起来。他总是确信自己早已形成的观点，从而确信自我。当遇上政治形势与他的观念相矛盾时，他就绕着走。这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使两位伟人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当萨特满怀豪情地加入“民主与革命联盟”组织时，加缪甚至不愿意在该组织成立的宣言上签字。数月之后，当加缪积极声援世界公民运动时，萨特则认为该运动是幼稚的、无效的。萨特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干真万确，而加缪日渐坚决地信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于是，两人的交情已经所剩无几了。1951年11月，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的出版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决裂。
《反抗者》采取了完全与萨特对立的思想、哲学及政治立场，它表明加缪顶多是一个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者而非破坏者。为了不使最后的一点友谊丧失殆尽，萨特对此书未置一辞。可是，《反抗者》使《现代》杂志的几乎每一位编委都困惑不解，如果不予以反驳，《现代》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此，萨特决定找一位不会对《反抗者》全盘否定的人来对它进行批评。一年前加入《现代》的弗朗西斯·让松自告奋勇写一篇措词慎重的文章 。
加缪对自己的新著抱着很大的希望：它实在算得上是讨论战后改变了的政治和主要道德方向的重要论述呢。可眼下各种评论都让他气馁，因而他寄希望于《现代》上的评论会对他有利。但萨特对他直言相告：
《现代》对此书评论的调子如果说不会太尖刻，起码也是相当冷漠的。加缪听了大吃一惊，十分生气。让松的文章出来了，他意气用事了些，对加缪的非难十分尖锐：他指责加缪“否定历史”，进行说教，批评了他那种无济于事的老好人的态度。他的这篇长达16页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反抗者》，首先是一本失败的大部头书。”
尽管事先受过警告，加缪还是为萨特派对他的彻底否定震惊不已。这种打击几乎令他无法承受，私下里他对一位朋友说，他简直无法继续工作，失去了生活的。最后，他决定给《现代》寄去一封长达17页的答复信，矛头直指萨特。信中称萨特为“社长先生”，说自己不喜欢听那些总是顺应历史方向的人来教训别人。萨特当即回答了加缪的指责，这就是《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他令人信服地让人们注意到了加缪在自辩时流露出来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识，事情就这样公开化了，两位曾经志同道合、共同战斗的朋友彻底地决裂了。
自此，萨特和加缪再没有见过面。1960年1月4日下午两点左右，加缪不幸遭遇车祸身亡。萨特和波伏娃为加缪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萨特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悼念文章 ，以纪念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他说，加缪政治上的不干预思想有时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他一直保持着对加缪这个人的好感，和对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尊敬：“我跟他吵架了。吵架，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两人永不见面，这不过是生活在一起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彼此并没有从视线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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