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写作此剧的最初动机不过是让囚犯们在节日里能略有消遣，但在创作及演出过程中，他发现戏剧的真正作用在于唤起那些与剧作家一样受苦受难的人们。多年以后，当萨特回忆起他的第一次戏剧尝试时，这样写道：“无疑，剧本写得并不好，演得也很差劲，评论家们会说，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它的确仅仅是一定环境的产物。然而正是在此场合，当我对舞台脚灯那边的我的同伴们讲话，谈论他们那种囚犯的境遇时，我突然看到他们出奇地安静，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我意识到戏剧应该是什么东西了——一种伟大的集体宗教现象。”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通过写作此剧萨特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戏剧家的天赋，虽然第一次尝试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艺术，它比小说更直接、更正面地反映现实、唤醒民众。一个伟大的戏剧家的诞生为时不远了。
尽管对这段监狱生活，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在监狱中等于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社会他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关于未来的设计实在是太丰富、太急迫了。萨特和狱友们在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的机会。不久，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周折，萨特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法国的首府，却作了太多的妥协，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像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为什么都在黑市上买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连波伏娃都签了？萨特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没有想到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萨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他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兵役和战俘生活使萨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萨特自己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便是：“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战前的萨特是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对于生活、他人、社会、义务、责任等等，他总是抱着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尽管他不满现实，对抗社会，但由于过于看重个人的尊严、过于维护个人的自由，他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从未投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而一谈到政治，他总是露出不屑的神情，只是用拒绝选举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给萨特上了深刻的一课，他发现，那些没有阻止战争的人们同样应对战争负责。沉默意味着默许，不搞政治，这也是政治。不阻止战争即是战争的同谋，无选择的自由即是不自由。战前的萨特采取一种不介入的姿态，然而不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介入。战争的残酷还使萨特认识到：自己以前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有严重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种胆小的哲学：“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我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灯下，萨特苦苦地思索着。
“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结束了战俘生涯，回到了被占领的巴黎的萨特仿佛捱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终于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他将做何选择，才能找到那条属于他自己的“自由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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