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日子充实、愉快，还不乏浪漫。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体验到的那种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他重新找到了友情。精神上的彻底放松使他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集中攻读胡塞尔以及他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的全部德文著作。当时，现象学应该说是一种试图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与自身以及世界的关系的一场运动。它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根本，以最初的直觉来把握事物和观点。
萨特废寝忘食地研读着，他发现现象学中可以让人感悟到探索人生及世界的重要意义，他还从中找到了写作的工具，以及一种描绘对想像力和感情的内心研究的方式。对于胡塞尔关于“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观点，萨特深表赞同，但海德格尔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生存的意义”这一论调更让萨特感兴趣。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最终是虚妄的，我们处在一个我们既未创造也未选择的世界。在世界上一切生物中，只有我们人类有能力领会过去，思考未来，利用我们的才能决定目前的做法，并对命运施加影响。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为他人所认同，萨特无比兴奋，他开始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
柏林留学期间，萨特成果斐然。论文《自我的超越性》活用胡塞尔式的分析方法，但却用一种与胡塞尔的理论相悖的观点勾勒出自我与自觉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确立了自觉意识和精神之间的区别标准。萨特哲学体系中一个最早、最坚定的信念：非理性意识有其规律性，就是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打下了基础。细读此文，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萨特后来那本哲学名著《存在与虚无》的绝大部分萌芽。此外，萨特广泛涉猎哲学名著，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检验、印证。可以说，柏林留学的一年是萨特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起点。
萨特说过，他不拒绝偶然的恋情。在柏林，萨特就实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他坠入了一位同事之妻的“情网”中。这位被他称之为“月亮”的女子是以其独特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了他。她郁郁寡欢、恍恍惚惚的神情尤其让萨特心生爱怜。她从来不相信“幸福”这个词，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沉浸在烟雾缭绕和白日梦中。她说话的方式也是让萨特着迷的地方，与巴黎蒙巴拉斯式的谈话方式迥然不同，常常会冒出几句粗俗却奇特的句子。
正如“爱情契约”中所承诺的，萨特并不对远在巴黎的波伏娃隐瞒“月亮”女人的存在。他甚至在信中整页整页地谈她，波伏娃决定到柏林去看望萨特。
一见面，萨特就抓住西蒙娜的胳膊：“同别人一样，我的自我本身也是一个存在……”行人侧目，而波伏娃释然了。她很幸福地投入了他们惯常的那种对话。她欣慰地感到：无论萨特身边有谁，无论他是在天边还是在眼前，他都跟自己一起分享生活。“您的思想从未离开过我，我常常在脑子里跟您对话……”萨特还在耳边喋喋不休，波伏娃已经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俩相恋之后，萨特第一次对另外一个女人发生兴趣。
没有谁比波伏娃更了解萨特——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是主宰萨特全部存在的目标和意义。为了这个，他甘愿冒一切风险去体验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获取尽可能多的经历。女人善妒，自古有云。但波伏娃感到自己已经与萨特的生命紧紧相连，任何的偶然插曲都不会干扰她对萨特的爱，都不应引起她的妒嫉之情。如果有，她也应引以为耻。世人曾说，波伏娃的成名主要是由于搭上了萨特这班便车。这是极不公平的。波伏娃对萨特的理解与奉献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女性无法与之相比的。后来，萨特在给波伏娃的一封信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您就是我性格中的坚强成份。惟一成功的、尽善尽美的和令人放心的便是我们的关系。”
萨特在晚年一再强调：由于波伏娃的完全信赖和彻底理解，他获得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波伏娃造就了萨特。
解开了这个心结，波伏娃在柏林度过了一段十分开心的日子。萨特带着她跑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一切似乎又和以前不同，萨特和波伏娃按照自己认准的方向不懈地前行，人生路上留下了他们坚实而清晰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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