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传

    1. 自己的家

    从1877年末到1885年这将近八年的时间，柴可夫斯基始终没有自己的固定住所，经常迁居。他把妹妹、妹夫在卡明卡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有时候梅克夫人的庄园或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的乡间住所也是他写作的好地方。秋天多是去国外，住在瑞士、意大利或是法国。冬季则往往去莫斯科或彼得堡，因为这个季节在这两个城市常有他的作品首场演出。

    漂泊的生活过得久了，他越来越感到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大城市的喧闹是他不喜欢的，而离莫斯科、彼得堡太远又会有许多不便。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则征房启事。应征者接二连三。进行一番选择比较后，他终于选中了离克林城两千米，位于赛斯特拉河畔的梅达诺沃村的一处住房。那里环境优美，住所附近是大片的田野和郁郁葱葱的树林，清澈的小溪从林中流过，给人非常安适的感觉。这里过去是一处富裕的庄园，如今花园已荒芜，花坛里杂草丛生。住房条件虽不算太舒适，但这毕竟是他自己的家。能有一个自由自在活动的天地，他感到很惬意。

    他严格遵守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每在早晨7点30分起床，9点以前读英文，或是读文、史、哲类的书籍，然后稍散一会儿步，就投入一天的工作。下午1点午餐，午餐后散步。散步时几乎总是在构思乐曲，回来后又继续工作。有时他邀朋友来共进早餐，一起谈天、散步。只有自己一人时则从早到晚专心作曲。晚8点晚餐，晚餐后与客人谈天或是自己读书。晚11点进卧室，就寝以前处理一些信件，读点书。仆人阿列克赛办事井井有条，一切生活琐事作曲家都不必操心。

    散步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事。他在村里散步时看到林中木房破烂不堪、矮小阴暗，非常同情那些过着穷苦生活的村民。他发现虽然这些人过着贫苦的日子，但他们并不抱怨，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很快乐满足。他被这种善于忍耐、坚强而又乐观的精神深深打动。当他看到这里一所学校也没有，他深深同情这里的孩子们。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事。于是，柴可夫斯基和梅达诺沃村中的一位神父包留勃斯基商谈共同筹建一所小学校，每年他捐助一笔钱支持他们办学。经过一番积极准备后，1886年1月20日这所小学校终于成立了。招收了28名男、女儿童入学。柴可夫斯基还去听了最初的几堂课。

    柴可夫斯基搬入新居后，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时期的好友尤尔根松、卡什金、拉罗什等来看望过他。他们欢聚了一整天，喝酒、谈天，很开心。

    在梅达诺沃柴可夫斯基着手修改《铁匠瓦库拉》，将歌剧中几场戏的音乐完全重新写过，有些地方删掉，增加了新的唱段，使这部歌剧变得更通俗易懂些。修改以后的歌剧定名为《女靴》。

    在梅达诺沃居住的最初两年里，作曲家还写了交响诗《曼弗雷德交响曲》和歌剧《女巫》，还有一些钢琴曲和浪漫曲，像普希金作词的《夜莺》这首歌就是这一时期写成的。

    此时，柴可夫斯基已被推选为俄罗斯音乐协会主席。他还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名誉成员。他开始更积极地投入莫斯科的社会音乐生活，不再躲避人们，重新恢复了与巴拉基列夫、斯塔索夫的交往，加强了与老朋友的联系。

    从1885年起他出席每年音乐学院毕业班的考试，参加讨论音乐学院教学大纲和音乐会演出曲目，并参与处理有关组织和行政方面的工作。这期间他促成了塔涅耶夫继尼·鲁宾斯坦之后担任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职务的任命。虽然就他的天性，喜欢独处一隅专心创作，但是他又认为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为促进俄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而努力也是他的责任。他曾提议每一次音乐会都从国外邀请一位新的指挥家或知名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出席，以扩大俄国音乐界与国际音乐界的交流与合作。柴可夫斯基与国外许多音乐家有交往，他承担了聘请他们的任务。此后，各国音乐家先后到莫斯科演出，如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小提琴家加里尔什、歌唱家费尔斯特洛娃—劳杰列洛娃和弗洛良斯基、德国小提琴家布尔麦斯特、女钢琴家孟泰尔、法国指挥家科洛纳、长笛演奏家培方涅尔、苏格兰钢琴家莱蒙德等人都先后来俄国访问演出。俄国乐坛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2. 困惑

    柴可夫斯基崇尚古老，对历史有特别的爱好，对18世纪有特殊的感情。他喜欢读有关历史的杂志和小说，像《俄罗斯档案》、《历史学报》、《俄罗斯考古》这样的杂志都是他每期必读的。1878年他在给阿纳托里的信中说：“我惋惜过去，寄希望于未来，永远不满足于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依恋固有的、习惯了的生活模式。他痛苦地看待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他觉得这些变化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柴可夫斯基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发生过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冲击着旧有的生活方式。1861年的改革以前，柴可夫斯基就已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安。他不能理解革命民主派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洛夫等人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①的积极活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所发起的反君主运动公开号召推翻沙皇。这些人和其他的平民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们在政治观点上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要求争取破坏现存的俄国社会制度，这使柴可夫斯基反感，特别是恐怖分子的行动更引起他的愤慨。柴可夫斯基对先进的知识分子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反对暴政，反对压制个性自由，反对横行，这些都是柴可夫斯基所赞成的。然而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一样，都担心激进派的势力会破坏旧有的生活进程。柴可夫斯基有时对俄罗斯一些丑陋、落后的现象也曾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出自对祖国的爱，他并不希望根本变革。他希望俄国社会生活方式有所改善，但他却没有实现这种改进的实际设想。当梅克夫人对俄罗斯的现状提出指责和反对时，柴可夫斯基和她争辩道：“我坚决不能同意您在信中说的，我们这里不好、黑暗、腐朽等等。”“我亲爱的，我觉得您对俄国的看法过于阴暗失望了，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还有许多不对和没有秩序。但在哪里完全好呢？可以说出一个国家吗？哪怕是在各方面都好的欧洲！”柴可夫斯基是1885年这样写的。当时他已走过世界许多国家。西方议会制，西方的先进的经济成果并没有使他信服。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在各国都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到处都有政党的争斗，尽管表面上民主、自由，但实际上存在着互相仇恨，到处都有危机和各种程度的混乱无序。柴可夫斯基相信伟人的作用，他相信伟人的善心、正义，他相信只要伟人顾全公众的福利和采取明智的措施，社会就可以进步。柴可夫斯基有这种观点是不奇怪的，他出身贵族，受的是特权阶层的学校教育，他远离政治运动，又专心致志地投身于音乐艺术之中。他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两次见面谈话，亚历山大三世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很重视他。这都影响到他的政治观点，使他对“开明君主”抱有希望。

    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1845-1849年在彼得堡出现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小组。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他是在意大利听到的，当时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难道这一次还不能将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毒根拔掉吗？”

    他痛恨恐怖主义、暴力和对人的压迫，他和他的社会生活范畴的人们一样并不深刻考虑这些对抗行为出现的原因，只看到由此而产生的结果。

    柴可夫斯基也是有民主思想的，他曾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觉得沙皇如果能召集来自全国的代表共同商讨如何消除这些毫无意义的革命活动的可怕现象就好了。没有俄国公民参加管理，就不会有较好的未来。”

    他的民主倾向还表现在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态度。他的妹夫是十二月党人的儿子。达维多夫一家与十二月党人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虽然柴可夫斯基没有直接发表他对十二月党人的看法，但是从他对一些与十二月党人有关的文学作品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十二月党人抱同情态度。

    对柴可夫斯基来说俄罗斯永远是神圣无比的。他说：

    “我没有见过比我更热爱俄罗斯母亲的人，我爱她的总体，也爱她的部分，我热爱俄罗斯人、俄罗斯语言、俄罗斯的思维方式、俄国人的美丽、俄国的习惯……我憎恶那些先生们，他们借口在俄罗斯生活不舒适，情愿饿死在巴黎的某一角落，他们谩骂俄罗斯的一切，能够丝毫不觉得遗憾地在国外虚度一生。我恨这些人，他们把我最珍贵和神圣的东西践踏在污泥之中。”

    柴可夫斯基认为决定俄罗斯命运和人类幸福的未来的是人的自我完善，而怎样达到美好境界又是他难以说清的。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也无法解释。他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忧郁的时代，只有艺术能吸引我们躲开这个沉重的现实。坐在我的陋室的钢琴边，我完全摆脱了令我困惑不解的恼人的问题。这可能有点自私，但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为公共利益服务。我认为艺术是人类所必需的。离开了我的音乐活动领域，我就不能为自己亲近的人服务。

    柴可夫斯基也正是在自己的音乐中倾注了他真诚的情感，让他的音乐为人们铺设一条通向心灵的自我完善的道路。

    3. 崇拜莫扎特

    有的人不了解莫扎特，也不了解他的音乐，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古典音乐，他们觉得古典音乐很难懂，没有什么可吸引他们的。而有的人懂得莫扎特的音乐，但不喜欢，这是很奇怪的，尤其其中有的人还能头头是道地讲明他们不喜欢莫扎特音乐的原因。

    梅克夫人就属于这一类奇怪的音乐爱好者。她不能接受莫扎特音乐的超凡的纯洁和美。她说：“他对一切是那样满足，他是那么安详快活，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那种完完全全的善良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特点罢了。有强烈内心感受的，又懂得许多的人，他可以很善良，但不可能快乐。”梅克夫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喜欢充分表现人的情感的音乐。尝尽人世辛酸又具悲剧性格的梅克夫人说她很难在莫扎特的作品中找到能震撼她心灵的东西。其实，与其说是很难找到，不如说是她不愿意去找。在莫扎特的室内乐作品中，的确少有悲剧色彩，而在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中，比如他的最后几部交响乐和几首著名的钢琴协奏曲中，其实并不乏撼人心魄的乐段。

    梅克夫人怎么也不明白，《第四交响曲》的作者柴可夫斯基会是莫扎特的崇拜者。柴可夫斯基曾用过很多办法使梅克夫人接受莫扎特的音乐。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您说我对莫扎特的崇拜是和我的音乐气质相矛盾的，但也许正是因为作为生活在本世纪的人我感到精神痛苦和压抑，我才乐于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寻找慰藉。莫扎特的音乐大多表现了生之欢乐，一种健康的、完全的、不受外界因素所左右的、天性直接体验到的生之欢乐。总的说来，我认为，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他的创作能力与他对某一位大师的好感毫无关系。比如，可以喜爱贝多芬，但在气质上却更近似门德尔松。也许，这正表现了两个极端相反的人却互相倾心，两位艺术家气质不同却可以相互喜爱。”

    柴可夫斯基对贝多芬的态度是很有趣的，想真正懂得他的情感并不容易。1886年秋季，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自己的家里，在渴望已久的孤独中，在日记中写道：

    可能，在我死后人们会想知道，我的音乐爱好和见解如何，而在这方面我很少发表口头意见。现在可以从贝多芬说起，对他当然是要赞颂和奉若神明的。可我是怎么看待贝多芬的呢？我对他的某些作品中的伟大之处表示敬佩，但我不喜欢贝多芬。我对他的态度令我想起了我在童年时对上帝耶和华的态度。我对他怀有惊异之感，但同时怀有恐惧之感（我的这种感觉迄今未变）。反之，耶稣却激起我的敬慕之感。他虽然是神，但同时也是人。他像我们一样受难。如果说，贝多芬在我心中占着类似上帝耶和华的地位，那么，我爱莫扎特却如爱一位音乐的耶稣。莫扎特是一位那么天真可爱的人物，他的音乐充满难以企及的美……

    我深信，莫扎特是美在音乐领域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地令我痛哭，让我因为兴奋和认识到自己接近某种理想而战栗。贝多芬也令我战栗，但主要是因为恐惧和哀伤。

    我不善于探讨音乐，这里就不详谈了。但我要细说两点：我喜欢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有时也喜欢他的早期作品。我实在是嫌恶他的晚期作品，特别是最后几部四重奏。晚期作品中也有闪光之处，但不多。在其余作品中是一片喧嚣，而这位音乐界的上帝的灵魂在上空游荡。而对于莫扎特，我喜爱他的一切，因为我喜爱人的一切，我对人是确实喜爱的。我特别喜爱《唐璜》，我由它认识到什么是音乐。在那时以前（17岁以前），我除意大利的那些迎合人兴趣的半吊子音乐外不知有其他。当然，我虽然喜爱莫扎特，但并不认为他的每首作品都是佳作。不！我知道，比如，他的奏鸣曲并不都是伟大作品，但我毕竟还是喜欢他的每一首奏鸣曲，因为它是莫扎特的作品。

    关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前人，我爱演奏巴赫的作品，因为演奏一首好的赋格曲是有意思的，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他是伟大天才。亨德尔在我看来只有同等价值，他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点趣味。格鲁克尽管创作较少，却令我感兴趣。我也有些喜欢海顿。但所有这四位大师都溶化在莫扎特之中。谁了解了莫扎特，也就了解了这四人身上的美质，因为莫扎特作为音乐创造者中间最伟大强劲的一个人，不嫌弃他们，而且支持他们，使他们不致被人忘怀。他们是被太阳——莫扎特——的光芒所遮掩的光线。

    被柴可夫斯基比做太阳的音乐大师莫扎特却完全不被梅克夫人认可，对这一点，柴可夫斯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曾经做过多次尝试，想说服梅克夫人，让她了解莫扎特音乐的优美和深刻的本质。他以《唐璜》为例，说自己在听这首音乐时，会由于恐惧而颤抖，被感动得想哭、想喊。他说：“这个阳光灿烂的天才呵！他的音乐即使想起来，也足以使我感动流泪呢！”但是梅克夫人仍坚持己见，立刻反驳：“彼得·伊里奇，写过像《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那样美丽乐曲的人，竟然钦佩伊壁鸠鲁派‘惟快乐主义者’的莫扎特，这真叫我目瞪口呆。你说，一个罪人的灵魂听了莫扎特的音乐难道会颤栗吗？一点也不，正相反，罪人倒会在这音乐中觉得没有罪的。可是听了你的音乐，他就会哭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的天，这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然而，难道能够把你和莫扎特相提并论吗？”

    读到梅克夫人这最后几句话，柴可夫斯基笑了。他决定今后不再企图改变梅克夫人对莫扎特音乐的态度。不过他还是建议她让家庭音乐师学会演奏莫扎特的g小调弦乐五重奏，他希望这个曲子中的柔板能打动梅克夫人固执的心，他非常希望能这样。

    后来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柴可夫斯基又有几次提到过有关莫扎特的话题，与此同时他对又提起自己喜爱的音乐家而向梅克夫人略表歉意。梅克夫人也很知趣，她尽量做到不破坏这个莫扎特式的二重唱的和谐。1880年她曾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谈到莫扎特时说：“他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他的音乐与他的天性完全符合。莫扎特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对这一点我很喜欢。”其实，这并不是她自己的话。两个月以前当柴可夫斯基一个人住在布莱洛夫庄园时，他曾写道：“莫扎特有孩童般的温顺纯洁和少女般的质朴。这个天才的人好像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梅克夫人用这样的方法迎合了柴可夫斯基。她不再否定莫扎特的天才，但她对莫扎特式的美、善并没有接受。她开始从反对基督式的谦卑这一角度再次展开了“攻势”。

    她说：“如果人们更多地被音乐所感动，而少为生活忧心忡忡、激动不安，人们就会更像人，就会更高尚……我不认为人性就是宽恕一切，对恶无动于衷……我不能容忍恶，不能宽恕恶，所以我愿意在音乐里听到反抗，对宽恕一切的表现不能苟同。对恶的宽恕不会把人引向善。”这是梅克夫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总结出的深刻的哲学信念。

    柴可夫斯基本性善良、宽厚，这使他比较靠近基督的思想。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像您这样少有的、特别善良的人对实际意义上的恨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还有什么比恨更没有用的？”柴可夫斯基认为在基督的思想里有生活的全部真理。他说：“我们有权以恶对恶吗？不能，我们只能重复耶稣的话：‘先生，请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圣经》里的话使他感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些绝妙的语句中有多少对人的爱怜啊！如此急切地渴望揩干痛苦的泪，安慰受难者的心，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

    柴可夫斯基对莫扎特音乐的热爱也正来源于他的这种善恶观。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没有恶。在莫扎特的歌剧里即使有表现恶的场面，最后结局也是恶被人们的善良、忠诚和爱所征服。沉浸在莫扎特崇高的美丽之中，柴可夫斯基觉得舒适、平安。他的柔肠善心始终充满对爱的渴望。当他看到周围的人们，尤其是自己亲近的人们遭受苦难，他感到痛苦。他总是不顾一切地去帮助别人，而当他意识到他的努力也无法帮助人们摆脱困境时，他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同时柴可夫斯基也原谅了人们的恶。对于他所受到的伤害和不公，他从不耿耿于怀。他几乎可以善待所有的人。这样的宽容和忍耐是他本性所有的，同时也是生活的坎坷练就的。在善、恶问题上柴可夫斯基始终不能同意梅克夫人的观点。

    4. 《曼弗雷德交响曲》

    1882年巴拉基列夫建议柴可夫斯基以英国诗人拜伦的哲理诗剧《曼弗雷德交响曲》为题材写一部交响曲。巴拉基列夫为柴可夫斯基拟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并附上一个说明：“这个题材除深刻外，还是现实的，因为当今人类的病症正在于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理想。理想破灭了，心灵中留下的只有苦痛，没有满足。”柴可夫斯基不喜欢巴拉基列夫写的提纲，他写信对巴拉基列夫说：“您的提纲令我感到无动于衷，既然没有激发起幻想和感情，就未必值得去动手写作。”不过柴可夫斯基表示愿意再读一遍《曼弗雷德交响曲》这本书。

    拜伦的《曼弗雷德交响曲》表现的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才华出众的个人与和他敌对的世界相冲突的悲剧。书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生长在山区大自然环境中，他孤独地生活，目睹阿尔卑斯山瑰丽的景色，他觉得自己就像那山峰之巅，虽然控制着周围的一切，但在伟大之中却感到孤寂和悲哀。他探究人生的意义、知识和价值，他苦苦思索而不得其结果地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曼弗雷德与鬼魂、神灵相通，而不与凡人往来。他认为世人都是卑微的，他鄙弃所有的人。他向神灵恳求忘却和死亡而不可得，于是下到阴间，向死去的恋人爱斯塔尔蒂苦苦呼唤，祈求她的原谅和帮助。这个他曾深恋的女子赐给了他死亡。曼弗雷德和地府的主宰阿尔曼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显示了他高傲不屈的品格，表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884年冬，柴可夫斯基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排练去了彼得堡。这一次他有机会又与巴拉基列夫会面，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了关于宗教和教堂音乐。巴拉基列夫的话对柴可夫斯基产生了影响。80年代中期的柴可夫斯基的思想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面对沙皇政府对一切进步力量变本加厉进行残害的黑暗现实，他感到压抑。个人理想与严酷命运之间的冲突常常使他感到困惑。与巴拉基列夫的谈话引起了他更多的思考。

    由于要去看望患严重肺病生命垂危的柯代克，柴可夫斯基匆匆去了瑞士。他没有来得及按照巴拉基列夫的要求再次与其会面和谈话。柴可夫斯基给巴拉基列夫许下诺言，一定去书店买一本《曼弗雷德交响曲》认真阅读，无论如何他会努力实现巴拉基列夫让他以此题材作曲的要求。

    柴可夫斯基来到了瑞士达渥斯。《曼弗雷德交响曲》剧情的发生地阿尔卑斯山的风光使作曲家触景生情。柴可夫斯基日夜守护在生病的柯代克身边，百忙之中挤出时间阅读了拜伦的巨著《曼弗雷德交响曲》。他被这一悲剧故事深深感动。曼弗雷德苦苦求索不得其结果所带来的绝望和痛苦，还有他在爱的失落和忏悔中所感受的哀伤引起了作曲家心灵的震颤。此时巴拉基列夫的愿望已经成为柴可夫斯基本人的愿望，他立即开始了新的交响曲的创作。

    柴可夫斯基已对未来的交响曲有了基本构思。他要在《曼弗雷德交响曲》中注入自己的感受。作曲家在巴拉基列夫给他的提纲的边页上写下了补充的标题：“绝望引起的巨痛”、“对罪恶的过去的记忆”、“地狱的强大力量”、“对死去的爱斯塔尔蒂的怀念”、“曼弗雷德的无穷悔恨”。作曲家说：“曼弗雷德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拜伦以惊人的力量在他身上深刻体现了我们渴望认识现实中的种种难题而又不得其解的悲剧性。”

    《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的很独特的一部交响曲。他曾说，在创作这部乐曲时，他充当了为拜伦的原作画插图的角色。也就是说，这部交响曲在揭示标题时，采用了更具体化的音乐形象，带有图解性，而不像写其他交响曲那样概括性地揭示标题。

    整个交响曲由四个乐章组成。作曲家作了详细的题解：

    第一乐章 ：曼弗雷德在阿尔卑斯山中徘徊。他被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所困扰，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对罪恶往事的回忆使他苦恼，他体验着心灵的巨痛。曼弗雷德深谙魔法的奥秘，他威严地同地狱之魔交往。他梦寐以求的是忘却一切，而地狱之魔以及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如愿。他想起了自己热爱过的已经死去了的爱斯塔尔蒂，回忆咬啮着他的心，使他陷入无穷无尽的绝望之中。

    第二乐章 ：水花四溅的瀑布中升起一道彩虹，阿尔卑斯山仙子向曼弗雷德飞来。

    第三乐章 ：山民们的纯朴、贫穷、自由的生活。

    第四乐章 ：阿尔曼的王国（拜伦原著中的阿尔曼是代表“世间的恶”），地狱的群魔聚会狂欢。曼弗雷德出现在酒宴上。爱斯塔尔蒂的阴魂向他召唤。他得到宽恕。曼弗雷德之死。

    柴可夫斯基笔下的曼弗雷德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在承受复杂的情感冲突而引起的痛苦时，不仅是悲哀的呻吟，而是表现了要寻找出路，战胜痛苦的顽强意志。这是柴可夫斯基对拜伦的悲剧的独特的处理。体现曼弗雷德的音乐形象感人至深，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表现爱斯塔尔蒂的音乐形象主题是温柔、纯真、哀伤的，每次这一主题的出现都表现着惊人的魅力。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歌剧的女性形象、交响曲的抒情主题往往象征着作者所渴望而又无法在现实中获得的幸福和光明。所有在生活中遭遇过不幸的人们对于难以补偿的遗憾都是束手无策的。他们的痛苦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然而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得到了准确的表达。在爱斯塔尔蒂主题的优美旋律中，他们伤痕累累的心会得到些许安慰：他们因为爱，才痛苦，这痛苦是真诚的，又是珍贵的。

    柴可夫斯基把《曼弗雷德交响曲》献给了巴拉基列夫。1885年9月，作曲家在给巴拉基列夫的信中说：“我满足了您的希望。《曼弗雷德交响曲》完成了……我可以说是毫不间断地为《曼弗雷德交响曲》工作了将近四个月（从5月末到今天）。工作很艰苦，但非常愉快。在我科学分析稍作努力开始投入工作以后，我醉心其间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努力过，也从来没有因工作而如此疲惫。交响曲根据您的提纲写成，共四个乐章 。但请您原谅，我没有能按照您指示的调式和转调，虽然也曾希望如此处理。交响曲用了b小调。”

    1886年3月1日，这部交响曲首演于莫斯科，同年在巴甫洛夫斯克、彼得堡、第比利斯和美国纽约演出。演出后都得到高度评价。《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攀向他的创作顶峰——歌剧《黑桃皇后》和《第六交响曲》前的一次准备。它的艺术魅力与作曲家的《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并驾齐驱。

    5.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1885年1月，莫杰斯特向柴可夫斯基提起剧作家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什帕任斯基的话剧《女巫》。他说这部话剧很适合改编为歌剧。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在寻找合适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过了话剧《女巫》的剧本后非常兴奋。他立刻给什帕任斯基写信，表示愿意以《女巫》为题材创作歌剧。什帕任斯基回信说，能与柴可夫斯基合作感到非常高兴。

    柴可夫斯基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几次，他们一起吃饭、喝茶，商谈有关歌剧脚本的事情。

    柴可夫斯基发现什帕任斯基的妻子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总是神情忧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看得出来，她满腹心事，而使她郁郁寡欢的原因正来自她的丈夫。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非常欢迎柴可夫斯基的来访。她常常寻找各种缘由执意邀请柴可夫斯基来他们家作客，好像她与柴可夫斯基的交往比丈夫和作曲家研究歌剧脚本的事还重要。这使柴可夫斯基觉得有点不自在。

    只要有可能，柴可夫斯基都尽量应邀前往剧作家夫妇的家。在对待剧作家夫人的态度上他很注意分寸。如因故不能赴约，柴可夫斯基会写信致歉，信写得简短、礼貌。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的信却长得多，在信中常常诉说自己听了作曲家的音乐后的惊喜和感动。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他本人给予许多赞誉之词，搞得柴可夫斯基只好开始有意降温。于是写信对她说，其实他本人并不像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的那么好。

    1886年3月上旬，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曼弗雷德交响曲》的排练。他有点担心，因为他感到这部庞大艰深的作品不那么好演奏，而且也已经觉出乐队似乎不喜欢这首乐曲。乐手们好像猜到了作曲家的疑虑，在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们安排了一个庆祝会来表示对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欢迎。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寄去了音乐会的票。3月11日《曼弗雷德交响曲》演奏得很好。虽然柴可夫斯基说音乐会只得到一半成功，但他仍然很高兴。这次音乐会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作曲家给她回信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部最好的交响曲。”那时柴可夫斯基还不能对自己的新朋友说出自己有关《曼弗雷德交响曲》的全部思想，不能对她讲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他只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介绍了《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题解。不管作曲家如何谦虚，如何把自己贬低为仅仅是拜伦伟大艺术作品的翻版者，再迟钝的人也能明白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的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中绝不仅是简单叙述拜伦的悲剧故事。更何况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还是个满不错的钢琴手，她完全能听出《曼弗雷德交响曲》音乐所包含的作曲家自己的情感。这部交响曲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难解的困惑，而且也反映了受尽苦难折磨的人们的不幸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头上，《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音乐在她的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她把自己的感受向柴可夫斯基作了坦率的表白。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感动了作曲家，他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回信：“您知道，我对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极为关心，希望今后能经常收到您的信。”这一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给什帕任斯卡娅写了一封很难写的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没有放过柴可夫斯基信中稍稍升高的温度。作曲家对她的同情和关心使她感到温暖，她很想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全部痛苦都告诉给柴可夫斯基。她很想让作曲家知道自己如此信任他的原因。柴可夫斯基在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交往中感到有点为难，他既要掌握尺度，又要真诚坦率、落落大方。他是个很容易被别人喜欢的人，正如亚历山德拉所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对柴可夫斯基发生好感是为不足为怪的。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回信说：“我曾对您说过，我常常第一眼就能判定一个人的品格。从第一次见到您，就觉得您是一个很让人喜欢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我想和您再多说一点：凭一种特殊的直觉，我第一次见到您时我就已感觉到您是不幸福的。那时我就对您充满了同情。其实您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很自然地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文笔相当好，很善写。她写了一封非常好的回信，从这封信中柴可夫斯基发现她有很高的文学天才，建议她以后能从事写作。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和丈夫离婚后，没有足够的钱继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生活，准备带着两个孩子迁居到塞瓦斯托波尔。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去巴黎接外甥女达吉亚娜的小儿子若尔什。他从巴黎写信安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毕竟折磨人的那一切现在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迁往塞瓦斯托波尔后会改变原来的生活。“难道在您离开以前，我不能再和您见上一面了吗？这是令我很伤心的。”柴可夫斯基“伤心”一词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一道喜悦的闪光，她觉得自己得到了同情，也许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终于赶上在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去探望她。柴可夫斯基把当时的印象写给莫杰斯特：“我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一趟……哎！多么可怕的家庭悲剧发生在这个戏剧家的家庭里！他们家发生的事真是再好不过的戏剧、小说情节了。然而叙述这些事情很难、很复杂。我越来越看清了什帕任斯基的为人，他让我很看不起（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家），而她的妻子却越来越高大，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但她却非常不幸。”

    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什帕任斯基对待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的好女人无情抛弃，把家扔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给他们提供生活最起码所需的钱，最后就连打发他们离开莫斯科还是坐的等级最差的火车。柴可夫斯基虽然很生气，在给尤里娅写信时还是很克制的，甚至在信中表示希望让什帕任斯基改变主意，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接回家。

    希望落空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来的信都充满了悲伤。除了母亲、孩子以外，柴可夫斯基成为她惟一的支柱。他写信告诉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应该向丈夫要求她和孩子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保证，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提供帮助。柴可夫斯基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各方面都很操心。1886年7月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一封信使柴可夫斯基很激动，他读后在日记中写道：“在走廊长时间散步，明天无法工作了，必须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回信。看来她要死了，说不定她已经死了。这些日子我的思想一直很沉重。”来自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坏消息使柴可夫斯基如此不安，以至于他都不能作曲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给可怜的尤·彼·什帕写了一封信。”

    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独居时，正在写歌剧《女巫》的第四幕，并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玛丽亚·菲多洛夫娜皇后写浪漫曲。在工作的余暇，柴可夫斯基在考虑解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办法。他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许多来信中更加看出她的文学才华。柴可夫斯基想唤起这个不幸的女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兴趣，鼓励她写作。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感谢作曲家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并且向他表示了爱意。“您太把我理想化了，”柴可夫斯基回信说，“我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完美。您需要您的朋友高大过人，以便使您能得到更牢固的支撑，于是您就把所有的优良品质都堆在我身上。不过我不想让您着急，您要相信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喜欢您，我从来不会埋怨您，您对我可以完全坦白，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的内心。”

    柴可夫斯基自己承认，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不管多么忙，他总能抽出时间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4月10日他在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说：“天啊，亲爱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永远不要说，‘您使我厌烦了，您的信使我不愉快等等’这样的话，您要相信，我希望您给我写信越勤越好，越多越好。”于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照办了。5月写了两封，6月写了两封……信也写得越来越长。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赶赴德国亚琛去看望患重病的好友康德拉蒂耶夫。借此机会他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看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7月10日这天，柴可夫斯基冒着酷热，走遍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街小巷，好不容易找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住所。他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相聚，柴可夫斯基要赶去上船。

    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只见在柴可夫斯基到亚琛后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对您的访问真像做梦一样：蓝色的大海，酷热的天气，晒得滚烫的街道，在塞瓦斯托波尔每个小巷中的奔走，对您神秘住所的寻找，和您一刻钟的会见，还有轮船——所有这一切都瞬息闪过，让您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境。”

    就在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见面的当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塞瓦斯托波尔，酷热。很不容易才找到什帕任斯卡娅。她送了我。”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从来不写细节，他只写事情。

    柴可夫斯基的短暂访问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带来了瞬时的喜悦，给他留下了令人鼓舞的温馨回忆。

    这次会见以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开始了文学创作。柴可夫斯基写信鼓励她说：“现在我已看到您不仅是一个深受痛苦，只会消极对待自己所遭不幸的女人，我还看到您是一个战士。这样的战士知道，悲悯自怜对医治创伤毫无用处。当我看到这一切，我更加深了对您的同情。”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题为《塔霞》。柴可夫斯基建议她写自己的过去，写成自传体，并答应帮助联系书的出版。他还要求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在没有进行任何加工前就把手稿给他寄去。看来作曲家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所保护的人做点重要的事，做点好事。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手稿寄来了。柴可夫斯基对作品的反应是谨慎的，有保留的。他说，和一般文艺小说相比，《塔霞》写得更像一部哲学作品。他虽然感觉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从文学角度看确有一些欠缺，但还是热情鼓励她：“毫无疑问的天才！您真是位出色的修辞学家！至于艺术性，以后再说吧……您一定能成为作家，一定，一定！我为俄罗斯文学感到高兴！”

    柴可夫斯基把书稿寄给莫杰斯特。他有相当丰富的文学经验，在文学界也有不少关系。莫杰斯特看了以后，觉得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书还达不到出版水平。柴可夫斯基没有争辩。他是很明事理的，在自己并不很精通的行当里，他甘拜下风。

    柴可夫斯基坦率地、也很委婉地把情况告诉了《塔霞》的作者，并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另一本书，一本儿童小说寄去。不知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是因为受了伤害，还是因为不愿再给作曲家添麻烦，她没有寄。然而她却把儿童小说寄给了那位抛弃了她的前夫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知道了此情况后，他想：“女人的期望和做法好奇怪呀！”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夸了她的书。他并不想失去这个到现在依然如此驯顺的女人，这女人本来完全可以给他找更多的麻烦。虽然夸了她，但同时又说书中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而他现在没有时间。柴可夫斯基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主意是他出的，他觉得是自己不对。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本来只为一个理由——文学可以给您一个独立的地位，独立于谁呢？正是独立于那个您去找的人。”

    柴可夫斯基的良苦用心还是起了作用。尽管《塔霞》和儿童小说使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受挫，而她从此把柴可夫斯基当做了导师和安慰者。

    这位导师和安慰者终日忙得不可开交。

    1887年10月，在玛林斯基剧院开始了歌剧《女巫》的排练。歌剧中每幕的情节拖拉、冗长，使柴可夫斯基大伤脑筋。最初对什帕任斯基脚本的兴奋现在已荡然无存，需要进行删改、压缩。他为歌剧演出的事去找指挥纳甫拉夫尼克和扮演主角娜斯塔霞的女演员巴甫洛夫斯卡娅商量。

    从亚琛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病逝了。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极为沉重。歌剧《女巫》的排练造成的烦恼不允许他久久地陷在为好友死别的忧伤之中，几天以后他就去了彼得堡继续忙歌剧的排练。

    柴可夫斯基越来越不喜欢什帕任斯基的脚本，他为歌剧的前途非常担心。他已感到歌剧会使听众腻烦，每幕都很拖拉，而群众场面也和他原先设想的不一样。他的预感是有道理的。第一场演出还不错。柴可夫斯基对演出自己的指挥和观众的掌声都还觉得满意，然而他毕竟觉察出了场上的冷淡。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讲了第一场演出的情况。他在信的最后说，歌剧不受欢迎一方面责任在自己，另一方面也在于脚本，他说：“什帕任斯基对歌剧的要求考虑得较少，语言太多，对话多于抒情。无论我怎样压缩台词，舞台还是显得拖拉。”柴可夫斯基并没有失望。“应该习惯于这样的剧，等公众习惯了，它就会得到肯定”，他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说，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柴可夫斯基希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要把他对脚本的看法告诉什帕任斯基。他知道他们之间仍有通信联系。

    什帕任斯基其实已经感觉到柴可夫斯基对脚本有不满之处，他也看到了歌剧演出不成功，对此他早有预料。他想修改脚本，柴可夫斯基没有同意。歌剧《女巫》第五次演出时，剧场只有一半观众，不管柴可夫斯基内心感到多么难过，他仍然对自己的音乐和歌剧坚信不移。他说：“作者的思想不应被观众的理解水平所左右，依我的经验，如果去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是不会出什么好作品的。”

    什帕任斯基一直还想和柴可夫斯基合作。还是在1885年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想以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为题材写歌剧。什帕任斯基知道后，自愿为他写歌剧脚本。歌剧的内容也已得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批准。但后来柴可夫斯基觉得有些情节在歌剧中不好处理，取消了编歌剧的计划，于是此事作罢。

    柴可夫斯基想到，是否可以让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个歌剧脚本呢？在作曲家的建议下，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一个名为《幼蛇》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了以后，觉得不太适用。无论他多想让这位文学天才投入积极的创作生活，并把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排放在一起，要让他牺牲自己的艺术要求他是做不到的。于是，柴可夫斯基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把原来拟用做歌剧脚本的《幼蛇》改写为话剧。

    1888年夏，柴可夫斯基创作《第五交响曲》和《哈姆雷特序曲》。工作占去他几乎全部的时间，但他仍然每月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一两封信。按照作曲家的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已经完成了话剧《幼蛇》。柴可夫斯基为话剧的事张罗起来。他把剧本寄给了彼得堡剧院主任乌拉吉米尔·彼得罗维奇·帕格热夫，并附上了一封信详细诉说了作者的不幸命运，希望剧院主任批准能在一个剧院上演该剧，强调“由于特殊情况”请他对作者给予特别关照，而现在暂时谁也不必知道作者的名字。剧院主任原本很想按柴可夫斯基的意见做，但读过剧本后，觉得不适合上演，别的剧作家也对此剧本评价不太高。看来又和当初小说《塔霞》的情况一样，柴可夫斯基对剧本的估计超出了作品的实际水平。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希望争取《幼蛇》能上演。于是他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修改剧本。她不愿再更多占用作曲家的时间了，她没有改，而把《幼蛇》的手稿送给了柴可夫斯基。

    1888年底，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表示对她的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由于自己没有把《幼蛇》的事情办好，给她带来了烦恼。他在信中说：“尽管这由不得我，但在您面前我深感有错。”在信的结尾写道：

    “对于您的才华，我没有丝毫怀疑……我经常想着您。我对您抱有真诚、深切的同情。”

    1889年，柴可夫斯基创作舞剧《睡美人》。他潜心工作，非常疲劳，很难有时间写信，但他还是按照常规，尽量回复朋友们的每一封信，自然也少不了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逐渐明白，柴可夫斯基没有时间回复她的每次都写得很长很长的信。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时常哀叹自己的命运，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柴可夫斯基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实，柴可夫斯基照例给她写信，只是不那么长。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真的生气了：“……读了您的信我简直吓了一跳！您现在还认为我变了！！！让我怎样回答您呢？如果我没记错，您这已是多次说我对您变了心。我知道，我的信的确写得越来越少，这可能会使您产生这种想法。但让我吃惊的是，您一直这样怪罪我，说我轻浮易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那种善变的人。我对您还像三年前一样。我的信是写得少了一点，但是，好心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如果您处在我的情况……”

    柴可夫斯基已是誉满全球的著名音乐家，国外的旅行演出，国内的音乐会、排练，音乐界的各种社会活动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写得更少了。每封信柴可夫斯基都要为写得太短而向她道歉：“工作、责任，人们需要我，只要我活着，就应该去满足这些要求……我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您的情况如何？请您别生我的气……”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明白这些，但她害怕失去这惟一的支撑。她看到柴可夫斯基成为享有盛名的音乐家，现在他已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到处需要他，大家都需要他。尽管他善良的本性没有变，他也不可能再和过去一样了。

    柴可夫斯基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之间稀少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告诉她，见到了什帕任斯基，他邀请柴可夫斯基到他家去。柴可夫斯基没有去，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事情可谈。至于关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他们之间似乎早有默契，彼此都不提及。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家里也发生了风波。祖母和孩子们不和，女儿爱上了个青年人。那青年人的父母不准他去什帕任斯基家，觉得没有父亲的女孩子对他不适合……许多的麻烦和不幸仍然缠着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她自己没有办法，柴可夫斯基也无法为她想出好主意。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最后一封信是1891年10月1日寄自梅达诺沃的。信中讲到关于他的音乐会，讲了关于《黑桃皇后》在莫斯科的演出，还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到南方去，到克里米亚找个地方休养。

    通信到此中断了。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一共保存下来82封。这个数字仅次于他给梅克夫人写信的数量（760封）。在女性中，除了梅克夫人以外，收到柴可夫斯基的信最多的人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6. 享誉全球

    1886年莫斯科大剧院决定上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女靴》。乐队指挥伊·克·阿尔塔尼患病已有数月。为了保证剧院能按时上演该剧，柴可夫斯基决定亲自担任指挥。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女靴》未能在1885—1886年这个戏剧节上演，而是拖到了下一个戏剧节，即1887年1月才正式上演。此时指挥阿尔塔尼身体已经康复。戏剧管理处的几位负责人，阿尔塔尼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许多莫斯科音乐界的朋友们都极力支持和鼓励作曲家本人亲自主持《女靴》的排练并在公演的第一天登台指挥。这对柴可夫斯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柴可夫斯基是从来不肯碰指挥棒的，一段令他难堪的经历让他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

    那是在20年前，1867—1868年的戏剧节，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救灾演出。为了使音乐会增色，尼·鲁宾斯坦让柴可夫斯基指挥他的新作歌剧《市长》中的舞曲。由于乐队已熟知这段音乐，排练时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困难。正式演出时却出现了非常糟糕的情况。柴可夫斯基走上指挥台后，突然觉得一阵紧张，他面色发白，瞬间把要指挥演奏的曲子忘得一干二净。摆在眼前的总谱上写些什么他也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却使劲支撑着下巴，此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觉得自己的头好像要歪倒过去。他费好大力气才使自己没有全身倒下。他挥动指挥棒示意开始演奏，但他的指挥竟是错误的。幸亏乐队对乐曲很熟悉，乐手们没有按照他错误的指挥演奏，总算把全曲演奏下来没有出错。他垂头丧气地走下台来。这次的失败吓坏了柴可夫斯基，此后近20年，他不肯再操指挥棒，他觉得自己不具备指挥的能力。

    《女靴》第一次排练的前一天夜晚，柴可夫斯基躁动不安，难以成眠。他后悔自己不该同意亲自指挥，可是临阵脱逃将会让他永远自愧自责。然而他现在情绪慌乱，心跳加速，头昏昏沉沉，不知怎么是好？

    第二天他去参加排练时，面色惨白像个病人。但事情很奇怪，当他走上台拿起指挥棒，忽然觉得自己很镇定，乐队演员向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他感到很振作。他很自信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首次排练进行得很顺利，以后的几次排练他就更有了信心。他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以前一度办不到事，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办到了”。

    1月19日，他终于成功地指挥了歌剧《女靴》的首场演出。在这个音乐会上，他觉得“他的指挥棒真正地控制着在场几百听众的意志”，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种神奇的力量是来自哪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拥有了一种新的能力。

    不久，彼得堡皇家剧院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专场音乐会，由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演出那天，上场前他十分激动，但已不是恐惧，更多感受到的是作曲家即将成功指挥自己作品所产生的莫大的喜悦。柴可夫斯基在回忆起这次指挥的体验时说：“……过去我没有感受过这种喜悦。它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寻常，那么不可言状。如果我作指挥的尝试要求我同自己做许多艰苦的斗争，如果这种尝试要夺去我几年的生命，那我也绝不惋惜。我体验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听众和演员在音乐会上多次向我表示热情的赞许。总之，3月15日这个夜晚给我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

    评论界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给予充分的肯定：“柴可夫斯基展示了新的才能，是一位经验丰富、信心十足的指挥。他不仅精于向演奏者传达作者的旨意，而且善于激发演员与乐队的灵感。”

    能够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这对柴可夫斯基至关重要。从此以后他开始接受国外音乐协会的邀请，去进行旅行演出。他希望自己的音乐得到传播，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慰藉和鼓励。

    这年6月，柴可夫斯基接到汉堡爱乐协会邀请，约他于次年1月去汉堡进行访问演出。随之，又接到来自维也纳、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布拉格、莱比锡、柏林、伦敦的邀约。在巴黎经销他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为了扩大柴可夫斯基的知名度，早就要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约作曲家去巴黎亲自指挥。

    188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西欧旅行演出。

    1887年12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柏林。柏林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在那里他见到了18年前他曾迷恋过的女歌唱家戴西莉·阿尔托。已过中年的阿尔托还像20年前那样光彩照人。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重叙昔日友情，感到很快慰。柴可夫斯基和柏林爱乐协会会长施奈德谈妥关于2月将在柏林举行音乐会的各项事宜之后，动身去了莱比锡。

    著名的格万豪斯音乐会使莱比锡成为德国重要的音乐中心。柴可夫斯基在莱比锡的东道主是布罗茨基。他与柴可夫斯基是老相识，当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时，他早就是教授一辈的人物。布罗茨基1877年离开莫斯科后在基辅音乐协会工作几个月后长期旅居国外。他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布罗茨基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深刻的了解，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布罗茨基第一次演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