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小羊羔抱在怀里轻轻摇动
并用我的乳汁喂饱它
我将用悲喜交加的泪水给它洗澡
我将用孤独者的歌声伴它入眠
4
1943年5月的一个星期三傍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带着玛尔的朋友玛丽劳尔·德·诺阿耶到卡特兰餐馆吃晚饭。诺阿耶是一名有爵位的贵妇，收藏了不少名画，还出过一本诗集《巴比伦塔》。他们刚坐定，邻桌一位英俊的男士就站起来，走到毕加索身边问好。毕加索也认识他，法国很有名气的演员阿兰·居尼。他友好地到那边回访，并向居尼敬酒，这时，居尼旁边两位容貌婉丽的姑娘吸引了毕加索的目光，他痴迷地看着，酒从杯子里洒出来了都没有知觉。居尼连忙介绍：“这位是吉娜维芙，漂亮的少女；这位是弗朗索瓦，聪明的姑娘。”
毕加索对“漂亮的少女”似乎司空见惯，而对“聪明的姑娘”则情有独钟。他耸了耸肩说：“你一张嘴就像演戏，你说这位姑娘聪明，根据何在？”
居尼回答：“她们是两位坠入红尘的现代圣女。”
这句话把毕加索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他转过身问弗朗索瓦：“你们两位从艺术史中跑出来的难民，到底是干什么的？”
吉娜维芙抢先回答：“我们都是画画的。”
“真的？好呀，我也是个画画的，两位能否到我的画室去指导一下？”
毕加索从不轻易邀请陌生人去他的画室，今天显然是情绪调动起来了，他还一定要和她们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下周星期一。
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如约而来，她们领教了正如传闻所说的要见毕加索的难度。她们先得过沙巴泰这一关，不是事先约好的沙巴泰一律拒之门外，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而后，她们又在接待室里坐了几十分钟，只好靠欣赏墙壁上挂着的画来打发这漫长的等待。弗朗索瓦特别喜欢马蒂斯1912年的一幅静物画，这是毕加索用自己的画换来的，它在幽暗中闪烁着色彩的光芒。她不禁脱口而出：“马蒂斯的画真美呵！”
沙巴泰听了，马上严肃地纠正：“这里只有毕加索。”
话音刚落，毕加索送走一批客人后进来了。他热情地和她们招呼，开场白就引经据典起来：“知道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吗？你们刚才上楼时走过的楼梯，就是书中那个年轻画家看着老普比时常走过的地方。老普比是蒲桑的朋友，他的画谁也看不懂。哈，这里充满了文学和历史的幽灵。”
毕加索带两位女客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她们有幸看到了刚雕塑好的《人与绵羊》。这是一件石膏制品，一个的人威严地站立着，正视前方，他紧紧抓住羊腿，不管它如何挣扎。整个作品简单朴素，鲜明有力，宛若形象的语言，在向人们表示一种力量、一种信心、一种希望。
弗朗索瓦深受感染，她几乎要做了那一种力的俘虏。她感到那间画室就是一处宗教的圣殿，走进这里的人不知不觉地都会产生朝拜的心理。毕加索到底是画家的眼光，他看出了弗郎索瓦的心思。所以，当她们告别的时候，他和蔼地说：
“假如你们想再来，请随便好了。不过，真的再来时，请不要像个去麦加的朝圣者。如果你们喜欢我，觉得和我在一起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建立单纯、直接的友好往来。要是你们来这里只是为了看我的画，那就和上美术馆没有什么两样。”
弗朗索瓦比毕加索的大儿子保罗还小九个月，她的父亲是农业工程师，开了几家化学肥料加工厂。他酷爱文学，大量的藏书成了弗朗索瓦的精神营养，她在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理解力令人惊讶。17岁时，她师从匈牙利画家罗兹达，后又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律，但她最感兴趣的还是绘画。父亲对她浮荡优柔的性格很是担心，他提醒女儿：“你不要悬在空中，最好穿双铅鞋落到地面上来，否则你会要碰壁的。”可弗朗索瓦认为父亲的话没有多少道理。
她的老师罗兹达因母亲是犹太人，在巴黎如临悬崖，如履薄冰，一旦被抓住，就要关进毒气室。弗朗索瓦的父亲知道后，帮他弄到了安全返回布达佩斯的证件。1943年2月，弗朗索瓦到车站为老师送行，她满怀惆怅地说，以后可能学不成画了。火车开动了，罗兹达跳上车对弗朗索瓦喊道：“不要急，三个月后，你会得到一个更好的老师，毕加索——”这句话竟然应验得非常准确。
罗兹达走后，弗朗索瓦十分空虚，她谈了一个男朋友。不久男朋友又抛弃了她，她一气之下，退学在家。这一招惹恼了父亲，她被赶出家门，不得不寄住在外祖母家。她正是在孤独无助中，碰到了毕加索火热的目光。
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拜访毕加索后没几天，就共同举办了一次画展。忽然，画廊里出现了一个身着蓝白条水手紧身衫，双目炯炯有神的矮个子老人，他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人们都在悄声议论：毕加索怎么会来看两个无名女画家的画展，真是新鲜事。不巧，弗朗索瓦和吉娜维芙都外出了。当画廊老板激动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她们时，她们也深觉意外。弗朗索瓦更是有些着急，怎么办呢？毕加索会怎样看待这些作品？他会不会说“像这样的小姑娘不可能是画家”……弗朗索瓦执意要吉娜维芙和她一起再去毕加索那，探询一下他的口气。她记得毕加索前厅的大窗子下摆着许多花木和鸟类，于是她买了一盆菊花作为进门的礼物。
毕加索的第一句话就解除了她的紧张：“没人会给一个老头子送鲜花的。”
弗郎索瓦礼貌地说：“我不这样想。”
“我看了你们的画展。”毕加索终于谈到了画展，她们故意装作不知道，显出很诧异的样子，听着他的下文：“你们绘画的天赋都很高，应当继续下去，一天也不停地刻苦磨练。我将很高兴看到你们技艺的提高。”
接着，毕加索又直率地说出了他的另外一些看法：
“绘画，是思想的某种图示。画面上是一只杯子也好，一个瓶子也好，都没有关系，那只是细节，或者说，那只是语言，思想就包容于其中。可能由于你们是女性，画面上的感觉太多，思想较少，因而显得飘忽不定。
“还有，你们的作品追求一种画面的和谐，而不是冲突和动荡之中的紧张，这样装饰意味太浓，也许会好看，但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绘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但要真正反映，就不能描摹，那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创造才会使绘画生机不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和谐，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人的左眼和右眼都是有差异的，你不能把它们画得一样。画面中线条与线条之间、线条与颜色之间、颜色与颜色之间、实体与空白之间，无不存在着冲突和斗争，它们就好比狭路相逢的陌生人，有的成为朋友，有的成为敌人，有的勾心斗角，有的志同道合……它们就是这样，形成自己的社会，营造自己的生活。”
5
不久，吉娜维芙回到南方的家乡去了。弗朗索瓦按捺不住，她的眼前总是浮现着那双乌亮的明眸，它发出的光芒使弗朗索瓦根本就忽略了她所思念的人已年过六旬。她每天上午都要骑着自行车去格兰·奥古斯丁大街毕加索的宅子，这种来回奔波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新奇和充实。有一天，弗朗索瓦在路上淋了雨，头发给淋得透湿。沙巴泰说：“快喊伊内斯来帮你擦干吧。”毕加索抓起弗朗索瓦的胳膊：“不用了，伊内斯还有她的事哩，我来给你擦。”
两天后，毕加索将弗朗索瓦领进了他的雕塑室，他向她介绍了各种雕塑工具，他每拿起一件，就朝她凑近一步，当他把最后一件扔到台子上时，已无法再做声，他的嘴唇干别的事情去了。
弗朗索瓦没有拒绝毕加索的狂吻。“你不介意吗？”毕加索有些吃惊。“我随你。”“这不好，你至少该把我推开，不然我会产生一种念头——随心所欲。”“我说了随你呢。”这等于是为毕加索的进攻扫清了所有的障碍。
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日千里，年龄的沟壑和世俗的偏见都被倾慕、爱情与的潮水抹平了。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弗朗索瓦跟着毕加索来到了屋顶阁楼上的卧室里，毕加索热切地说：
“我想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与我想像中的一致；再有，我还想观察你的身体与头部的比例。”他一边说，一边脱尽了弗朗索瓦的衣服。然后，他站到离她十来英尺远的地方，端详着眼前这具冰雕玉砌的躯体：
“比我想像的还要美，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他把弗朗索瓦放倒在床上，手温柔地抚摩着，体味着每一处曲线，每一个造型，每一种姿势。他喃喃地说：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动物，四分之三的人类都像动物一样。但你不是，你像一棵成长中的植物，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植物，现在终于找到了。”
弗朗索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无限深情地描绘了这一次爱情火花的碰撞。她写道：
那天，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深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幸福还是痛苦，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一天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几个月来，我们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相互徘徊于对方的身边，而现在，在这一小时中，当我们真正面对面地躺在一起了，这种反常反而消失了，呈现的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爱的启示。
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结合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大骂她堕落无耻，也把她驱逐出去。无奈，弗朗索瓦只好搬到了毕加索的阁楼上来住。沙巴泰对她极不友好，从不主动和她说话，一出口就话中带刺。
受伤害最大的是道拉·玛尔，这位个性很强的女画家，自从毕加索冷落她以后，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她自我虐待，希望藉此博得毕加索的同情，但毕加索已经“溺”无反顾了。她就跑到毕加索家里，怒斥他“道德败坏”，还要毕加索跪在她面前谢罪。毕加索给她请了一个名叫拉康的精神分析专家，也无济于事。
6
战争的威胁使毕加索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他对和平的渴盼也使他乐于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威望更是使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期间，到毕加索的画室去得最勤的是在内政部当差的安德烈·杜布瓦，他后来担任了警察局长，借着“察看有什么异常和不轨行为”的公务三天两头往这里钻，他实际上是毕加索住宅的保护人。常来的还有保尔·萨特、西蒙·波娃和诗人皮埃尔·勒韦迪。
保尔·萨特最有特点，他每次和毕加索交谈时，都要避开所有的人，窝在一个角落里，显得很神秘，又很自信。弗朗索瓦猜想他们一定是在讨论抗德的事，就主动走开，自己作画去了。
1943年冬的一天，弗朗索瓦看见毕加索在画室里和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子抵足而谈，她正要回避。毕加索喊她进去，让她见见她心中的偶像——马尔罗。
马尔罗当时确实是个响彻云天的人物，他既是著名作家，又是科雷兹省抗德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著作《征服者》、《人的命运》、《人的希望》等，不仅风行法国，而且在中国、西班牙、印度也备受欢迎。弗朗索瓦早就读过这些书，其中的内容曾使她热血沸腾。但她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同她心目中的崇拜者对应起来，他看上去好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
马尔罗走后，毕加索郑重地对弗朗索瓦说：“你得珍视我刚才送给你的礼物。”
弗朗索瓦大惑不解，问是什么礼物。毕加索轻轻地说：
“让你会见马尔罗。你要知道，在这里，任何人都不准见他。对他，对别人，都太危险了，他刚从游击队基地偷偷来到这里。”
“那我看见他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有。你还不明白吗？每一次革命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人绝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1944年2月，毕加索接到了科克多的电话，说马克斯·耶科在圣伯努瓦被捕，现关在德朗西拘留所，原因是他的犹太人身份暴露了。科克多说他已经起草了一封请愿书，谈到他在法国青年中的威信、他对法国文学的贡献以及他的淡泊之心，他请毕加索带头在上面签名，这样，释放耶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然而，毕加索在这个紧要关头，被以前的过节冲昏了头脑。他说耶科是个恶棍，不值得帮他。科克多不相信这句话出自毕加索之口，但他知道毕加索是不可改变的。他只好将请愿书递给德国大使馆主管赦免缓刑的参赞冯·罗斯。罗斯是个诗歌爱好者，并且很喜欢耶科的作品。他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张盖世太保签署的释放令。
当科克多和几个朋友匆忙赶到德朗西时，耶科已等不及了，他前一天死于肺炎。毕加索听到耶科的死讯，猛然大放悲声，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许，毕加索的签名对挽救耶科的生命没有多少意义，但他因一己之私而不顾朋友之谊，的确是“糊涂一时”的失足，这次失足在毕加索的后半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毕加索希望朋友们都来嘲笑和痛斥他，他毅然参加了耶科的追悼会。但他的朋友们都没有那样做，他们默不作声，陷入深深的悲恸之中。末了，毕加索走到科克多身边，他看到科克多的眼神里充溢着哀怨和困惑。毕加索不想作任何解释了，那都是苍白的，不能夺回失去的损失。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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