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巴顿再次获得晋升，接替斯科特担任了第1装甲军军长。这既是对他指挥才能的肯定，也预示着他在美国即将参加的战争中将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2. “假如我能参战，我甘当一名少尉。”
比起两年前的夏天，1941年的夏天似乎更加沉闷，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这天凌晨4点，苏德边境突然万炮齐鸣，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无情战火中，转瞬就被烧为灰烬，苏德战争爆发了。
转眼，冬天来临了。清冷的空气没有使笼罩全球的沉闷气氛得到一丝缓解。12月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距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2000多海里的夏威夷群岛在这一天也被战火烧着了。
7时55分，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对集结在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美国舰队进行了密集突击。美太平洋舰队的3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艘油船葬身海底；5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遭受重创，270多架飞机被击毁。珍珠港内火光冲天，疮痍满目，一派凄惨景象。
美国人被激怒了。困扰罗斯福的、存在于多数美国人身上的孤立主义情绪在一夜之间消失了。12月8日上午，罗斯福总统身披蓝色海军斗篷，来到国会大厦，要求向日本宣战。罗斯福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军突然的蓄意的进攻。”他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投票结果，参议院以82票对零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提议。从此，美国不再置身事外，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1装甲军军长巴顿的血液，被战火烧得沸腾了。在此时此刻，担任这样一个职务，巴顿深信，不久他就将被华盛顿召唤，去扮演一个他可以演得相当出色的角色。
可是，战争的召唤没有到来。
到来的是一纸调令，他被调往加利福尼亚的因迪奥，负责创建一个沙漠训练中心。
“难道是我老朽了，他们不愿让我再赴战场？”巴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对这项新的任命，巴顿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可以像23年前那样为战争训练装甲人员，另一方面他担心在挑选战斗指挥员时，他这个在沙漠里的将军将会被人遗忘。
巴顿不知道马歇尔对他这项新任命的真实想法，如果他知道，相信他一定不会为此而忧心忡忡了。
马歇尔对巴顿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北非的战事十分吃紧，“沙漠之狐”隆美尔卷起的大漠风暴，几乎要吞噬掉整个北非。德意军团已在利比亚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在向埃及节节进逼，企图控制苏伊士运河，并以中东为桥头堡，向欧亚大陆进击，实现其全球战略。马歇尔判断，美军一旦投入对德作战，第一个任务必然是支援英军，遏制
“沙漠之狐”的行动。因此，需要为进行沙漠作战做好细致而艰苦的准备工作。在马歇尔眼里，承担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无疑就是巴顿。
巴顿因为不知道这些，而感到疑虑，但这种疑虑也促使他以加倍的工作热情去完成这一新的任务，以便给在华盛顿的、他命运的主宰者们造成一种印象：他对这场战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巴顿在因迪奥精心选择了一块沙漠演习区。这是一块长180英里，宽90英里，占地16万多平方英里的沙海，地形、气候均与北非酷似。巴顿将在这里培训准备奔赴战场的美国“装甲部队”的核心，受训的是第1装甲军和第2、第3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共约8000人。
在因迪奥，巴顿对受训部队进行了酷似实战，近乎残酷的训练。当时正是沙漠里一年中最热的日子，白天平均气温高达华氏120度，坦克里的平均温度则高达华氏145度，受训人员每天只供应最低的配给定量，包括每人每天只有一壶水。一天下来，受训官兵又热、又累、又饿，可巴顿还要军官再跑1里路，自己则跑1里多一点。官兵们对这种超负荷的训练叫苦不迭，牢骚满腹。但巴顿坚持认为，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他自己总是吃苦在先，处处身先士卒。这一切，士兵们看在眼里，铭记心底，无不为他的模范行动所折服，并对他表示格外的敬重，可谓言听计从，从不讨价还价。
马歇尔果然没有把巴顿丢在沙漠里不管。1942年春季的早些时候，巴顿到因迪奥上任，接到华盛顿方面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作战计划厅厅长艾森豪威尔。“乔治，可以马上来华盛顿一趟吗？”
“好的，我很快就来。”巴顿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巴顿明白，这时候被召见意味着什么。
艾森豪威尔与巴顿在华盛顿见面了。“乔治，如果让你指挥一个师去参加真正的战斗，你是否愿意放弃训练部队的指挥权？”
原来，出于在陆军最终全部投入生死搏斗之前，先使部分军队获得实际的战场经验这一考虑，美国陆军打算先期派出一个装甲师，增援正在北非沙漠中苦苦支撑的英国第8集团军，作战计划厅在艾森豪威尔主持下负责制订了具体方案。
按照这一方案，该装甲师将被用船全部运抵埃及参战。如果以后别的地方需要这个师，则只把人员撤出，而把装备留给英国人。艾森豪威尔对该计划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当时我们正致力于生产一种改良的坦克，因为这个建议显得更有吸引力，当我自己准备要使用该师时，我们指望可以配备新的装备了。”
由谁来指挥这支奇怪的装甲师呢？陆军参谋长和作战计划厅长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巴顿，他们从不怀疑巴顿的能力，而且只要一发出通知，巴顿就可走马上任，把训练和实际战斗结合起来。马歇尔于是吩咐艾森豪威尔把巴顿召来。
巴顿将要指挥美军第一支出海作战的部队。这一消息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陆军部里炸开了。巴顿“相当古怪的癖性和有时反复无常的行为”，为自己树了不少敌人，有些人干脆骂娘，说巴顿连指挥一支美军小队都不胜任，更不必说在一支联盟军队中担任重要指挥角色了。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坚信自己对巴顿的看法，没有被这些反对意见所吓倒，坚持把巴顿召至华盛顿。
听了艾森豪威尔的问题，巴顿愣了一会儿。说实话，第1装甲军对他非常重要，但同真正的战斗情景相比，它似乎又无足轻重了。巴顿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艾克，假如我能参加战斗，我甘愿当一名少尉。”
巴顿的回答令艾森豪威尔十分满意，尽管这种感情溢于言表的回答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巴顿渴望立刻投入同隆美尔的较量中去，但他的愿望落空了。马歇尔突然做出了新的决定；暂不派遣美军参战，迅速向英军提供300辆坦克和100门榴弹炮，以解燃眉之急。
巴顿的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沮丧地返回了因迪奥。他不知道马歇尔为什么会改变决定，难道他也不相信自己了？自己还有没有参战的机会呢？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困扰着巴顿，折磨着巴顿。
巴顿多心了，马歇尔临时改变主意同别人对他的人身攻击毫无关系，而是另有隐情。美国刚刚参战，那时它还不具备远程运载一个师经好望角抵达埃及的能力，问题就这么简单。
对巴顿来说，它只需要再等3个月，3个月以后，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了……
3. 幸运的傻瓜
1942年7月30日上午10时15分，因迪奥沙漠训练中心。
巴顿独自坐在自己那间大办公室里，考虑着下一步的训练任务。
电话铃响了。
打电话的是作战计划处智囊团的成员赫尔上校。
“将军，我按马歇尔将军的命令给您打电话，他希望能尽早在华盛顿见到您。”
很快，巴顿出现在华盛顿，他被直接带去谒见马歇尔。马歇尔告诉巴顿：“乔治，我刚从伦敦回来，我们必须在今年内对轴心国采取攻势，行动代号为‘火炬’，我决定把此次战役中美军的主要指挥权交给你。你可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啊！”
战争的召唤终于来了。巴顿激动不已，正如他在日记中记述的：
“我的一生就决定于这一关键时刻了，我无法正确地断定我究竟是一个能支配命运的人呢，还是一位幸运的傻瓜。但我的命运是注定了。”
巴顿的确是个“幸运的傻瓜”，他的命运不是上帝定的，而是马歇尔定的。1918年时，正是马歇尔上校提议在圣米耶尔使用巴顿的坦克；1942年，又是马歇尔决定把“火炬”行动中美军的主要指挥权交给这个“没人要的狗东西”——巴顿。
“火炬”战役不是马歇尔所盼望的行动。马歇尔一心想直接打到欧洲去，而不是在北非同隆美尔周旋。马歇尔设想在1942年初秋时通过夺取法国的布雷斯特或瑟堡，在欧洲建立一个桥头堡，从而开辟第二战场。这一设想得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以及罗斯福总统的肯定。根据这一设想，进攻欧洲的部队将由48个师组成，其中英国出18个师。最初的袭击中将只使用5个师。
在马歇尔的授意下，艾森豪威尔为最初的袭击战役制订了一份计划，即“大锤”计划，该计划建议在法国勒阿弗尔附近登陆，由英国人指挥，美国派2个师参加，行动日期是1942年9月15日。
“大锤”计划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认为，法属北非才是理所当然的进攻目标，丘吉尔首相甚至还亲自为这一作战行动拟定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代号：“火炬”。
“火炬”熔化了“大锤”，美国人终于让步了，同意暂时放弃“大锤”计划，优先考虑“火炬”行动。
马歇尔虽然是不情愿地被拖进“火炬”行动中的，但他还是以一个军人的责任感，决心为参加这一行动的美军选择一名最优秀的指挥官，幸运之神就这样降临到巴顿头上。
“火炬”行动目前还只是个十分粗糙的设想，巴顿所能知道的就是他将指挥一支美国特遣部队，成为率领美军参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
结束会见时，马歇尔提醒巴顿：“你去陆军大学报到，赫尔上校会让你看详细计划并介绍情况，有一点你必须记住，你只能用计划中分配给你的部队和装备去完成任务。”
巴顿兴冲冲地赶到陆军大学，看过计划、听完介绍后，他拨通了马歇尔的电话。马歇尔不在，他于是找到马歇尔的副手麦克纳尼将军，后者正在负责“火炬”战役中美军的后勤问题。
“我刚才看到的计划简直荒唐可笑，我需要更多的人员，更多的船只。”巴顿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
麦克纳尼把巴顿的意见带给了马歇尔。马歇尔听完汇报后，表情十分严厉，只说了一句话：
“让他回因迪奥去！”
巴顿被一脚踢回了因迪奥，他开始为自己的冒失而追悔不已，他担心这将使他永远丧失参战的机会。他决定低头认错。
8月2日，他拿起电话，呼叫参谋长接电话。电话那头答复：“参谋长正在开会！”以后一连几个电话，巴顿听到的始终是这样的答复。无奈，他只好去找麦克纳尼的门路。
“喂，乔，我想过了，我也许可以用你那帮笨蛋参谋们愿意给我的兵力去完成任务。”巴顿的声调中夹带着一种孩子气的顽皮的笑。
“是吗？”麦克纳尼佯装不解。
“是的，难道你不明白，我是在承认错误——怎么样，这项任务交给我吧！”
麦克纳尼笑了。他向马歇尔汇报了谈话的情况。马歇尔也笑了：“瞧，对付巴顿就得用这种法子。”
8月3日，巴顿回到华盛顿，在宪法路军需大楼第三层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筹划“火炬”。
巴顿的工作效率极高。办公室成立的当晚，他便拟就了一份计划，建议在卡萨布兰卡登陆。
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没有谁对“火炬”行动的热情比巴顿更高，很少有人相信这次战役能够取得成功。这中间，包括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已被任命为指挥“火炬”行动的盟军总司令，正驻在伦敦。他所以对这一战役表现出信心不足，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海军支援和登陆艇的不足，以及非洲西海岸汹涌的波涛；
另一方面是对英国人的态度摸不准。这期间，由于第8集团军在埃及处境不妙，原定的“火炬”战役中的英方指挥官亚历山大被调往开罗，由蒙哥马利将军接替他指挥“火炬”行动，可不久，蒙哥马利也被调往埃及前线，安德森中将接替出任。这种走马灯似的更换主将，使艾森豪威尔有理由怀疑英国人对“火炬”行动究竟有几分认真度？
在那段时间里，艾森豪威尔的心情一直非常糟糕。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诉苦说：“我感到了孤独，我常常受到人们的包围，因为我生活在金鱼缸里。”
巴顿来了，他帮助艾森豪威尔打碎了这个“金鱼缸”。
这一天是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准备上床就寝时，忽然，他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艾克，该死的，我刚到这个鬼城市，呆在克拉里奇旅馆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巴顿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
“乔治！”艾森豪威尔听出了巴顿的声音，非常兴奋，他对着话筒叫道：“听见你的声音，我很高兴，马上到我这儿来，咱们好好地喝上几杯吧！”
巴顿是奉马歇尔之命来伦敦的。陆军参谋长对伦敦的情况非常担忧，于是派巴顿来这里检查英国人对“火炬”战役的真实态度，并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
巴顿没过一会儿就赶来了。两人简单地用了晚餐后，便进入了正题，讨论了战役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巴顿的自信和豪情，使艾森豪威尔的精神为之重振，他尤其忘不了巴顿的这句话：“我也许在许多细节问题上是愚蠢的，但我能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使任何部队士气高昂。”
这次会面气氛虽然极其热烈，但从艾森豪威尔那儿回来后，巴顿的心里也没什么底。他不仅没搞清艾森豪威尔对“火炬”战役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甚至也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次战役。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我们两人都感到这个作战计划不妥，而且多半是出于政治考虑。然而，我们必须奉命行事，不成功便成仁。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不可能实施，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进行，那也许会是件易事。”
在以后的10天，巴顿为“火炬”战役大展口才，他那卓越的煽动能力，终于使艾森豪威尔和他身边的人默许了这个计划。不仅如此，他还不厌其烦地走访了伦敦的各“关键部门”和“关键人物”，充当了“火炬”战役最热情的说客。巴顿像一个成功的推销商，把“火炬”战役这一艰巨任务推销给了大洋两岸。
巴顿的努力虽然卓有成效，但“火炬”作战计划仍未脱离困境。8月15日，马歇尔发来一份意味深长的电文。他说，他的计划班子认为“火炬”计划风险太大，成功率不足50%，但他本人认为这是“短见和肤浅的看法”，他请艾森豪威尔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艾森豪威尔立即召集高级会议，商讨如何答复马歇尔的电文。又是巴顿站了出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为“火炬”计划抗辩。他的辩护很成功，博得一片赞叹声。会后，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发去电报，表示自己无条件地支持“火炬”计划，所举理由基本是巴顿观点的复述。
“火炬”的危机过去了，巴顿的行期也到了。8月下旬，他启程返回了华盛顿。临行前，艾森豪威尔委托巴顿转交给马歇尔一封信。信中对巴顿在伦敦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这种评价与巴顿的自我感觉完全吻合。他认为，他是“全班人马中惟一的真正赌徒”。
4. 节外生枝
8月21日，巴顿回到了华盛顿。这时，距10月7日正式实施“火炬”计划只有不到7个星期的时间了。巴顿的伦敦之行，使马歇尔不再怀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在他的干预下，各级人员都为“火炬”计划的制定大开方便之门。
很快，计划成形了。
“火炬”计划的登陆地点选定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方面，英美分歧较少。但在具体登陆地点上，双方却各执己见。英方主张部队应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迅速抢占突尼斯；美方则坚决主张在卡萨布兰卡登陆。
经过激烈讨论，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双方决定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
巴顿指挥西线特遣部队，由美国本土出发，横渡大西洋，在卡萨布兰卡登陆；
弗雷登道尔指挥中线特遣部队，在奥兰登陆；
赖德指挥东线特遣部队，在阿尔及尔登陆。
后两支特遣部队，由英国皇家海军输送，只有巴顿的这支特遣部队，没有一个英国人，全部是美国人，而且兵员输送也要靠自己。不仅如此，巴顿所面临的敌人，将有20万众，而他自己只有4万人。为此，他需要好好谋划一下。
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来到军需大楼巴顿的办公室，同他讨论军种合作的问题。
休伊特的个性同巴顿截然相反。巴顿火气旺盛，容易发怒，可谓非常的情绪化的人物；而休伊特则温文尔雅，审慎得甚至有些迟钝。
海军少将慢吞吞地向巴顿分析此次行动的利弊。他认为，历史上还从没有从3000英里之外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进军的先例。4万人的官兵和辎重，以及大西洋上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使他有理由担心这是一次冒险。
休伊特慢条斯理的劲头，让巴顿十分反感。海军少将手下的那班参谋，又不断地插话，翻来覆去地强调远征的不利因素，更让巴顿怒不可遏。众所周知，巴顿一向是蔑视次要困难的，对其他军种为完成支援任务所面临的困难，他从来都是过低估计的。此时此刻，他把海军的正当担忧当成了一种破坏，他渐渐地失去了耐心。
终于，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巴顿的嘴里喷出了一连串最恶毒的语言，海军的同仁对此目瞪口呆，简直无法置信，他们纷纷逃出会场，并确信再也无法同巴顿这样粗暴无礼的将军一道工作了。
休伊特将军平白无故地受此大辱，也是气愤难平，他找到海军金上将，提出“要么陆军撤换巴顿，要么海军退出这次战役”。
金上将立刻将此事向马歇尔汇报，正式要求撤换巴顿。
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巴顿的糟脾气再一次险些葬送了自己。海军的态度已非常强硬。对他们来说，要么牺牲巴顿，要么牺牲“火炬”计划，结果只能有一个。
但是，马歇尔一个也不想牺牲，他再一次向巴顿的命运伸出了双手。他就巴顿的臭脾气向休伊特和金上将作了解释，他保证，巴顿的脾气绝不会影响军事行动，相反倒会有助于战役的胜利。他认为，“对于‘火炬’战役来说，巴顿是不可或缺的。”
休伊特是个能顾全大局的人，他勉强同意与巴顿继续合作。在合作中，两人增进了了解，配合日益默契。双方取长补短，一对冤家成了真挚的朋友。最终使这次史无前例的远征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在这段插曲之后，“火炬”计划也进入了最后阶段。现在，弓成满月，箭已上弦，就等着“火炬”燃烧的那一天了，巴顿雄心勃勃地准备用这支“火炬”去燃烧整个北非，燃烧整个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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